第五章（13 / 22）
可是地方大吏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因为道光皇帝从曹振镛病殁以后，很想独断独行，有所作为，而军机处的领班东阁大学士潘世恩，是苏州的状元宰相，凡事将顺，毫无主张，更谈不到相业；其次是武英殿大学士穆彰阿，此人是汉军，本姓郭，字鹤舫，翰林出身，笔下很不弱，秉性阴弱，工于心计，另有一套揽权的功夫，对皇帝的裁断，明知其非，当面不说，但为何行不通，会发生什么后果，早在估计之中，到得他预料的情况出现，皇帝问到他时，他自有说法。
他的说法是，皇帝的原意本来极其高明，只为出现了某种变化——如果他要打击哪一个封疆大吏，便说是此人奉行不善；而如真的奉行不善，却又是他需要照应的人，便另外找一个理由，然后提出补救的办法，自然而然地操纵了皇帝的意向。
军机大臣中，正色立朝的是王鼎，他的科名比穆彰阿早得多，但穆彰阿拜相却在他之前，因而在军机处后来居上，王鼎变成第三。军机的规则，召见垂询时只由领班奏对；领班不言，居次位的才能说话，潘世恩让穆彰阿，穆彰阿不让王鼎，便难有发言的机会，同时因为他赋性耿直，皇帝很不喜欢找他问话，每天只是随班进退，御前发言的不是潘世恩，便是穆彰阿。京中有副谐联：“喳，喳，喳！主子洪福；是，是，是！皇上圣明。”便记的是穆、潘二相的日常奏对之语。
因为如此，邓廷桢领衔，赞成许乃济的建议的复奏，在军机处归档了事。在禁烟入口、禁银出口一事上，遵照皇帝的意旨，从严办理，许乃济贬官降四级调用，湖广总督林则徐奉召入觐。
原来黄爵滋再接再厉，上奏请用重典禁烟，吸食者治以死罪，奉旨交中外大臣议奏，其中支持最力的是林则徐，复奏中有警句：“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皇帝深为动容，再看他拟呈的六条办法，亦颇切实，因而降旨召见。林则徐驰驿到京，宫门请安，先赐紫禁城骑马，连日召对，计十九次之多。结果是颁赐钦差大臣关防，驰往广东查办英商私自进口鸦片事件，水师咸归节制。
在龚定庵看来，这是遇到了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他一向对鸦片深恶痛绝，决意想辅佐林则徐建此不世的功业，因而写了一封信，陈述心愿，并附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这篇序文，龚定庵开门见山地说，他要向林则徐贡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义就是义理，说得浅一点便是所谓道理，“决定义”就是必然如此、无可争议的道理。
三种决定义的第一种是谈银漏于海。他说，中国从大禹、箕子以来，食货并重——这个说法符合实际，但与经书并不吻合，《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而后人解释是：“食者民之所急，货者民之所资，故食为首，而货次之。”食是食物，货是货币，在后世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以外，以货易食，有钱就不会饿肚子，所以说“食货并重”没有错。
接下来谈银的生产：“自明初开矿，四百余载，未尝增银一厘。今银尽明初银也。”假使不漏于海，每年由于人事祸患，要消耗三四千两，“况漏于海如此乎”。他的意思说，明初所开的银矿，经过四百多年，每年消耗三四千两，银子已经很少了，哪禁得起走漏至海外？因此应该严禁银子外漏，“此决定义，更无疑义”。
其次是谈禁烟。他说汉朝的五行家，以“食妖”“服妖”来预测世局的变化。所谓“妖”是极不正常之意，“鸦片烟则食妖也”，吸鸦片的人，“病魂魄，逆昼夜”，成了极不正常的人。因此，“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颈诛；兵丁食宜刎脰诛”。这就是说吸鸦片的应受绞刑，贩卖、制造鸦片，以及兵丁吸鸦片，应该斩首。此亦是“决定义，更无疑义”。
第三种“决定义”是为林则徐设想。他说诛不胜诛，则唯有绝鸦片的来源，洋人自然无计可施。
但存着不逞之心的奸民，可能会以武力反抗，是故宜以重兵自随，此亦正是朝廷颁发关防，准许节制水师的本意。
决定义是非如此不可，旁义则不妨视情势而定。第一是“食妖”既绝，并应杜绝外国衣料的输入，使得中国的蚕桑木棉，能获厚利，又钟表、玻璃、燕窝之类，皆都市浮华少年所喜爱，而为至不急之物，亦宜杜绝。
其次是宜勒定限期，命内地洋人全数迁徙澳门，广州只留“夷馆”一所，专为贸易之用。最后一旁义是：“火器宜讲求。”龚定庵问：“京师火器营，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议。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浙江巡抚，曾有平倭之功，他的《图编》便是火器的图编。
至于三种答难义是，预设有人提出反对责难，应该如何辩驳。第一种是食古不化的儒生，说食急于货，重货而置食于不顾，岂为正办？龚定庵认为“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谓之切病”，因为开矿则土地不能用之于耕种稼穑，方是重货而置食于不顾；“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谓之不切病”，因为两者并无关联。
又有一种责难，来自关吏，说禁止呢绒、钟表等等进口，影响税收。龚定庵认为“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关吏：“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至于另外有一批迂谬荒诞的书生所持的反对论调，无非中国是天朝大国，应该宽大，用兵是下策，务必避免，等等。龚定庵的看法是：海口用兵，不比陆路用兵，此为驱逐洋人，并非剿灭洋人，目的在防备国境，不许洋人进入，并非与洋人在海上作战，“伏波将军”不过驻地近水而已，非“楼船将军、横海将军”。而况陆上路路可追，海口无路可追，为了阻遏“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军部署于近海的原野不可，这与在陆路开边衅，完全是两回事。
接下来，龚定庵有一段议论，直揭游士政客的真面目，非常透彻。他说：“以上三难，逆难者皆天下黠滑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贾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他劝林则徐“杀一儆百”，以止邪说。又提出警告：“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连用叠白，正就是龚定庵深知道光皇帝心意不坚，宜趁乾纲大振之时，作速料理，错过事机，皇帝的意向一变，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最后是“归墟义”，归墟二字出于《列子》：“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所谓“归墟义”，实即龚定庵对林则徐至大至广、无可限量的期待，他说：“何为一归墟义也？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宽，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书》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鹄矣！”
这篇文章，需要细看，但林则徐实在太忙了，除召见以外，军机处及有关部院纷纷约晤，尤其是在皇帝决定派他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料理与英国的纠纷以后，更有许多公事要接头。此外便是一天两三个饭局，不能不应酬，因此龚定庵的这篇赠序，只能浏览一遍，要等闲一闲，才能细细思考。
不过，龚定庵信中所述及的愿望，他很快地做了处置，请他的一个本家，认识龚定庵的林岵瞻，专诚拜访，向龚定庵致谢以外，解释不能延揽龚定庵的苦衷：第一，他这回是以湖广总督差往广东办事，除了在湖北调派属员以外，京中只有兵部、户部、工部各派司官随行，未便请调礼部主事的龚定庵；其次，这回奉派到广东，是个短局，而且预见到有许多麻烦，不敢劳动龚定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既无适当的职务可以安置龚定庵，而且亦没有能让龚定庵从容展布长才的可能。他亦很想罗致龚定庵入幕，但需广东差满，回任湖广以后，再从长计议。
这些都是实情，林岵瞻又说得非常恳切，龚定庵自然充分谅解。不久，林则徐出京，督抚奉召陛见，或自请述职，照例对京官都要应酬，临行的馈赠，称为“别敬”，龚定庵也收到一份，是二百两银子。他正在窘乡，这二百两银子在他正感需要，但因为有那篇赠序之故，他不愿意林则徐误会意在打秋风，所以毫不迟疑地当时便退回了那份“别敬”，当然也写了道谢的信。
第二天收到林则徐自良乡专差送来的回信。他是一出京，在轿子里便细读了龚定庵的文章，认为“旁义”之第三，以及“答难义”之第三，都可以算作“决定义”，此表示讲求火器，及陈兵海口，拒绝英商登陆，在他已是无可更改的决心。至于旁义第二，亦就是勒限命夷人迁居澳门，他说以前曾奏请过，未能允行，当然亦不必再奏请。至于“答难”第二义，减低关税，以及禁止奢侈品进口，他亦深以为然，且已略陈梗概。
至于龚定庵顾虑林则徐到广东后，有各种“貌为老成迂拙者”会设法阻挠他既定的决策，林则徐的答复是：执事“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不在彼则在此，强烈暗示他在京已听到许多相反的意见。这使得龚定庵为之忧心忡忡，因为此刻有皇帝的信任，这些相反的意见亦不过“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但如皇帝的意向有了转移，“妄言”立刻会成为强烈的反调，而成为林则徐获咎的由来。
虽然林则徐的复信，情意恳挚，字里行间处处显出他对龚定庵这篇文章的重视与欣赏，但看情形，林则徐到广东以后的一切，未可乐观，不禁有爽然若失之感。当然他想如陈潢一般，一展怀抱，已成空想，亦是让他抑郁不欢的原因之一。
就在这侘傺无聊的日子中，传来一个令人不能不关切的消息，太清春家庭中发生了变故。
太清春已经居孀。这年的七夕，奕绘急病去世，正好四十岁。由他的长子载钧袭爵，照例降封，亦即是由贝勒降一等成为贝子。
奕绘共有五子四女，兄弟姐妹大排行，除了老二、老九两个男孩早夭以外，还有三子四女。不幸的是，载钧既为长男，又为奕绘正室妙华夫人唯一的儿子，因此与奕绘交厚的宗亲至友，明知载钧与庶母不睦，如果让他袭爵，太清春及她所生的六个儿女，日子会很难过，但载钧居长嫡出，除非有特殊而且重大的缘故，连皇帝都无法不让他袭爵。
载钧之与庶母不和，一半要怪奕绘。由于天性褊狭，加以幼年丧母，载钧的心理本就不大正常。而奕绘由于宠爱太清春的缘故，对子女自不免偏心。太清春倒是常常相劝，应该抚慰载钧，管教亦不必太严，但奕绘全不理会，他说：“管教不严怎么行？他将来要袭爵当差、支撑门户，如今管教不严，将来全家受祸。”
话说得义正词严，太清春不便过分干预，只能自己处处照应载钧，但越是如此，载钧似乎反感愈深。当然亲友中亦有嫉妒太清春，而故意表示同情载钧，间接形容太清春之不贤。而男女下人中，无事搬弄是非者，更不乏人。这一来，载钧与庶母之间，便有了一个难解的结了。
其时太清春的长女，行三的孟文，已远嫁至察哈尔，是蒙古科尔沁旗超勇亲王的福晋；另外两个女儿，行四的仲文及行七的以文，都已许字贵族，尚未出阁。载钧对这两个妹妹，比较客气，但对异母所出的两弟，行五的载钊及行八的载初，非常厌恶，动辄呵斥责骂，从无好脸嘴。载钊十四岁，载初更只有八岁，受了委屈，少不得向母亲哭诉，但太清春不敢出面理论，因为那一来载钧必然借题发挥，大吵一场，只好多方抚慰两个儿子。载钊很懂事，能够体谅母亲的委屈，八岁的载初总是哀哭不休，哭得太清春心烦意乱，不免施以夏楚，但真如俗语所说的，“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太清春每每终宵以泪洗面，憔悴得不成样子了。 ↑返回顶部↑
他的说法是，皇帝的原意本来极其高明，只为出现了某种变化——如果他要打击哪一个封疆大吏，便说是此人奉行不善；而如真的奉行不善，却又是他需要照应的人，便另外找一个理由，然后提出补救的办法，自然而然地操纵了皇帝的意向。
军机大臣中，正色立朝的是王鼎，他的科名比穆彰阿早得多，但穆彰阿拜相却在他之前，因而在军机处后来居上，王鼎变成第三。军机的规则，召见垂询时只由领班奏对；领班不言，居次位的才能说话，潘世恩让穆彰阿，穆彰阿不让王鼎，便难有发言的机会，同时因为他赋性耿直，皇帝很不喜欢找他问话，每天只是随班进退，御前发言的不是潘世恩，便是穆彰阿。京中有副谐联：“喳，喳，喳！主子洪福；是，是，是！皇上圣明。”便记的是穆、潘二相的日常奏对之语。
因为如此，邓廷桢领衔，赞成许乃济的建议的复奏，在军机处归档了事。在禁烟入口、禁银出口一事上，遵照皇帝的意旨，从严办理，许乃济贬官降四级调用，湖广总督林则徐奉召入觐。
原来黄爵滋再接再厉，上奏请用重典禁烟，吸食者治以死罪，奉旨交中外大臣议奏，其中支持最力的是林则徐，复奏中有警句：“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皇帝深为动容，再看他拟呈的六条办法，亦颇切实，因而降旨召见。林则徐驰驿到京，宫门请安，先赐紫禁城骑马，连日召对，计十九次之多。结果是颁赐钦差大臣关防，驰往广东查办英商私自进口鸦片事件，水师咸归节制。
在龚定庵看来，这是遇到了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他一向对鸦片深恶痛绝，决意想辅佐林则徐建此不世的功业，因而写了一封信，陈述心愿，并附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这篇序文，龚定庵开门见山地说，他要向林则徐贡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义就是义理，说得浅一点便是所谓道理，“决定义”就是必然如此、无可争议的道理。
三种决定义的第一种是谈银漏于海。他说，中国从大禹、箕子以来，食货并重——这个说法符合实际，但与经书并不吻合，《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而后人解释是：“食者民之所急，货者民之所资，故食为首，而货次之。”食是食物，货是货币，在后世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以外，以货易食，有钱就不会饿肚子，所以说“食货并重”没有错。
接下来谈银的生产：“自明初开矿，四百余载，未尝增银一厘。今银尽明初银也。”假使不漏于海，每年由于人事祸患，要消耗三四千两，“况漏于海如此乎”。他的意思说，明初所开的银矿，经过四百多年，每年消耗三四千两，银子已经很少了，哪禁得起走漏至海外？因此应该严禁银子外漏，“此决定义，更无疑义”。
其次是谈禁烟。他说汉朝的五行家，以“食妖”“服妖”来预测世局的变化。所谓“妖”是极不正常之意，“鸦片烟则食妖也”，吸鸦片的人，“病魂魄，逆昼夜”，成了极不正常的人。因此，“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颈诛；兵丁食宜刎脰诛”。这就是说吸鸦片的应受绞刑，贩卖、制造鸦片，以及兵丁吸鸦片，应该斩首。此亦是“决定义，更无疑义”。
第三种“决定义”是为林则徐设想。他说诛不胜诛，则唯有绝鸦片的来源，洋人自然无计可施。
但存着不逞之心的奸民，可能会以武力反抗，是故宜以重兵自随，此亦正是朝廷颁发关防，准许节制水师的本意。
决定义是非如此不可，旁义则不妨视情势而定。第一是“食妖”既绝，并应杜绝外国衣料的输入，使得中国的蚕桑木棉，能获厚利，又钟表、玻璃、燕窝之类，皆都市浮华少年所喜爱，而为至不急之物，亦宜杜绝。
其次是宜勒定限期，命内地洋人全数迁徙澳门，广州只留“夷馆”一所，专为贸易之用。最后一旁义是：“火器宜讲求。”龚定庵问：“京师火器营，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议。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浙江巡抚，曾有平倭之功，他的《图编》便是火器的图编。
至于三种答难义是，预设有人提出反对责难，应该如何辩驳。第一种是食古不化的儒生，说食急于货，重货而置食于不顾，岂为正办？龚定庵认为“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谓之切病”，因为开矿则土地不能用之于耕种稼穑，方是重货而置食于不顾；“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谓之不切病”，因为两者并无关联。
又有一种责难，来自关吏，说禁止呢绒、钟表等等进口，影响税收。龚定庵认为“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关吏：“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至于另外有一批迂谬荒诞的书生所持的反对论调，无非中国是天朝大国，应该宽大，用兵是下策，务必避免，等等。龚定庵的看法是：海口用兵，不比陆路用兵，此为驱逐洋人，并非剿灭洋人，目的在防备国境，不许洋人进入，并非与洋人在海上作战，“伏波将军”不过驻地近水而已，非“楼船将军、横海将军”。而况陆上路路可追，海口无路可追，为了阻遏“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军部署于近海的原野不可，这与在陆路开边衅，完全是两回事。
接下来，龚定庵有一段议论，直揭游士政客的真面目，非常透彻。他说：“以上三难，逆难者皆天下黠滑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贾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他劝林则徐“杀一儆百”，以止邪说。又提出警告：“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连用叠白，正就是龚定庵深知道光皇帝心意不坚，宜趁乾纲大振之时，作速料理，错过事机，皇帝的意向一变，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最后是“归墟义”，归墟二字出于《列子》：“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所谓“归墟义”，实即龚定庵对林则徐至大至广、无可限量的期待，他说：“何为一归墟义也？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宽，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书》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鹄矣！”
这篇文章，需要细看，但林则徐实在太忙了，除召见以外，军机处及有关部院纷纷约晤，尤其是在皇帝决定派他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料理与英国的纠纷以后，更有许多公事要接头。此外便是一天两三个饭局，不能不应酬，因此龚定庵的这篇赠序，只能浏览一遍，要等闲一闲，才能细细思考。
不过，龚定庵信中所述及的愿望，他很快地做了处置，请他的一个本家，认识龚定庵的林岵瞻，专诚拜访，向龚定庵致谢以外，解释不能延揽龚定庵的苦衷：第一，他这回是以湖广总督差往广东办事，除了在湖北调派属员以外，京中只有兵部、户部、工部各派司官随行，未便请调礼部主事的龚定庵；其次，这回奉派到广东，是个短局，而且预见到有许多麻烦，不敢劳动龚定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目前既无适当的职务可以安置龚定庵，而且亦没有能让龚定庵从容展布长才的可能。他亦很想罗致龚定庵入幕，但需广东差满，回任湖广以后，再从长计议。
这些都是实情，林岵瞻又说得非常恳切，龚定庵自然充分谅解。不久，林则徐出京，督抚奉召陛见，或自请述职，照例对京官都要应酬，临行的馈赠，称为“别敬”，龚定庵也收到一份，是二百两银子。他正在窘乡，这二百两银子在他正感需要，但因为有那篇赠序之故，他不愿意林则徐误会意在打秋风，所以毫不迟疑地当时便退回了那份“别敬”，当然也写了道谢的信。
第二天收到林则徐自良乡专差送来的回信。他是一出京，在轿子里便细读了龚定庵的文章，认为“旁义”之第三，以及“答难义”之第三，都可以算作“决定义”，此表示讲求火器，及陈兵海口，拒绝英商登陆，在他已是无可更改的决心。至于旁义第二，亦就是勒限命夷人迁居澳门，他说以前曾奏请过，未能允行，当然亦不必再奏请。至于“答难”第二义，减低关税，以及禁止奢侈品进口，他亦深以为然，且已略陈梗概。
至于龚定庵顾虑林则徐到广东后，有各种“貌为老成迂拙者”会设法阻挠他既定的决策，林则徐的答复是：执事“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不在彼则在此，强烈暗示他在京已听到许多相反的意见。这使得龚定庵为之忧心忡忡，因为此刻有皇帝的信任，这些相反的意见亦不过“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但如皇帝的意向有了转移，“妄言”立刻会成为强烈的反调，而成为林则徐获咎的由来。
虽然林则徐的复信，情意恳挚，字里行间处处显出他对龚定庵这篇文章的重视与欣赏，但看情形，林则徐到广东以后的一切，未可乐观，不禁有爽然若失之感。当然他想如陈潢一般，一展怀抱，已成空想，亦是让他抑郁不欢的原因之一。
就在这侘傺无聊的日子中，传来一个令人不能不关切的消息，太清春家庭中发生了变故。
太清春已经居孀。这年的七夕，奕绘急病去世，正好四十岁。由他的长子载钧袭爵，照例降封，亦即是由贝勒降一等成为贝子。
奕绘共有五子四女，兄弟姐妹大排行，除了老二、老九两个男孩早夭以外，还有三子四女。不幸的是，载钧既为长男，又为奕绘正室妙华夫人唯一的儿子，因此与奕绘交厚的宗亲至友，明知载钧与庶母不睦，如果让他袭爵，太清春及她所生的六个儿女，日子会很难过，但载钧居长嫡出，除非有特殊而且重大的缘故，连皇帝都无法不让他袭爵。
载钧之与庶母不和，一半要怪奕绘。由于天性褊狭，加以幼年丧母，载钧的心理本就不大正常。而奕绘由于宠爱太清春的缘故，对子女自不免偏心。太清春倒是常常相劝，应该抚慰载钧，管教亦不必太严，但奕绘全不理会，他说：“管教不严怎么行？他将来要袭爵当差、支撑门户，如今管教不严，将来全家受祸。”
话说得义正词严，太清春不便过分干预，只能自己处处照应载钧，但越是如此，载钧似乎反感愈深。当然亲友中亦有嫉妒太清春，而故意表示同情载钧，间接形容太清春之不贤。而男女下人中，无事搬弄是非者，更不乏人。这一来，载钧与庶母之间，便有了一个难解的结了。
其时太清春的长女，行三的孟文，已远嫁至察哈尔，是蒙古科尔沁旗超勇亲王的福晋；另外两个女儿，行四的仲文及行七的以文，都已许字贵族，尚未出阁。载钧对这两个妹妹，比较客气，但对异母所出的两弟，行五的载钊及行八的载初，非常厌恶，动辄呵斥责骂，从无好脸嘴。载钊十四岁，载初更只有八岁，受了委屈，少不得向母亲哭诉，但太清春不敢出面理论，因为那一来载钧必然借题发挥，大吵一场，只好多方抚慰两个儿子。载钊很懂事，能够体谅母亲的委屈，八岁的载初总是哀哭不休，哭得太清春心烦意乱，不免施以夏楚，但真如俗语所说的，“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太清春每每终宵以泪洗面，憔悴得不成样子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