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2 / 22）
“我倒不是这么看，文章原有义理、辞章之分，精于义理，就能成为经世致用之学。我看你的几篇杂记，《说京师翠微山》《说昌平州》《说天寿山》《说居庸关》《说张家口》之类，不是普通的游记，光是描写风景，论形势，论建置源流，用兵为政，亦都可参考你的舆地之学，实在是很有用的东西。”
“唉！”龚定庵叹口气，“吉云，你我性情上有不投之处，不过，你总算也是我的知己之一。我现在不甘心的，就是虽有筹边良策，毫无用处；纵有抱负，无从抒展。”
吉云不作声，想了好一会儿说：“我们绍兴的乌师爷，你一定看不起，可是，你们杭州的陈潢，莫非你亦不屑一顾？”
这是劝龚定庵考虑，是不是可以作督抚的幕客？“乌师爷”为雍正朝田文镜司章奏，迎合世宗的意旨，使得田文镜宠信日固，但田文镜其人，就为龚定庵所鄙视，乌师爷亦就不值一谈。可是提到杭州的陈潢，龚定庵不能不动心了。
陈潢是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辅的谋主。靳辅是镶黄旗的汉军，出仕之途较宽，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康熙初年以内阁学士外放安徽巡抚，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不朽的盛业：治理黄河。
明朝末年，流寇四起，运道断绝。一条黄河，百孔千疮，到处泛滥，由河南到山东这一段，由于李自成几次决口以黄河水灌淹开封，灾害尤为严重。所以多尔衮领兵入关后，一到河南、山东归入掌握，立即派出汉军镶白旗的杨方兴为河道总督。此人是清朝在关外第一次开科取士所取中的举人，到任后全力修堤，疏通河道。一直到顺治九年，身心交瘁，上书请罢官，但治河正有起色，不容他抽身告退，上谕慰留，杨方兴亦勉为其难，一直栉风沐雨，亲自防河督工。
其时有一些言官，联名上疏，建议勘查九河故道，导河北流入海。原来黄河发源于青海，经河套东行一折往南，出龙门至潼关前面，再折而往东，即入河南地界，在与山东接壤之处，复又转向西北，以地形阻隔，一条大河分为九条小河，在山东、直隶之间，流入渤海。但黄河早就与淮河合流，由西南出口，如说要导河北流入海，既不可能，亦不必要。
因此杨方兴上奏：“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迄我清，东南漕运，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余里，借河为转输，河可南，必不可北。”这段话言简意赅，说得很清楚，但宋朝“可南亦可北”的说法，是有含蓄的，真正的情形是，在南宋，黄河可北不可南，因为黄河自河南之东应向北而竟向南时，金兵便可利用黄河南侵，所以南宋治河，以使河北流为不易的宗旨。
自金章宗明昌五年，黄河改道往南以后，自南往北的运河被冲断成两截，因此，自淮安府的清口入黄河，往西行二百余里，再由董家口往北入运河。这就是说，漕船自南北向的运河行至此处，有一段去程自南转西，回程自北转东，总计二百多里，必须经行黄河，谓之“借黄”。如果黄河循故道往北，运河“无黄可借”，势将中断，所以杨方兴虽“请敕下廷议，定画一之规，屏二三之说，俾有所遵守”，其实朝廷仍是支持杨方兴，否定了言官的建议。
继杨方兴治河的，是浙江义乌人朱之锡，顺治三年进士，十一年以兵部尚书衔，总督河道，康熙五年病殁于任上，亲见朱之锡治河辛苦的地方大吏，上奏表功，说：“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余万；频年撙节，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核其官守，可谓公忠。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宿迁，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朝廷自然优恤，但犹不足为朱之锡之荣，江淮间颂扬德政，说他死为“河神”。
当靳辅由安徽巡抚转任为河道总督，治河功不即见，但圣祖相信他彻底整理的步骤正确，所以虽遭工部官员及御史的责难弹劾，信任如故。而靳辅亦有治河必成的信心，这份信心，主要的来自陈潢。
此人与靳辅的遇合，殊非偶然。陈潢怀才不遇，路过邯郸的吕祖祠。相传此地便是卢生一梦，历尽繁华富贵，醒来黄粱犹未成饭这个故事的所在地。陈潢一时感慨，题诗壁间，为路过的靳辅所见，看诗语豪迈，知道他是一个奇士，追踪而往，终于相遇，邀入幕府，成为他治河的智囊。
陈潢治河，主顺河之性，因势利导，水性就下，所以应该让它有出路。至于河患一事，首先要探究的是致患之因，找出病根，然后可以对症发药。
因此靳辅治河，用他的主张，开大海口，使河水宣泄得畅。但陈潢亦很重视堤防，认为在治标以外，堤防还有一个极大的用处，便是所谓“束水攻沙”。
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但泥水的性质不同，河工上人称之为“勤泥懒沙”，意思是泥会随水不断流动，但沙则本身较重，一遇水流较缓，沙便沉淀不动，河床因而日渐垫高，所以当河水流动，应该有相当大的冲刺力量，将沙攻走，不使河床淤垫。
加强水流的力量，便用得着堤防了，堤防坚固，水势大时能挡得住，自然而然地水流便急了，这就是“束水攻沙”。至于平时防治河务，他主张工要核实，料要早备，施工进料，不宜过省，因为“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凡此原则，都为靳辅所深信不疑，同时亦为圣祖所嘉许，因为这是长治久安之计，不能急功近利。
圣祖于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方知靳辅有陈潢为助，因而授官。但靳辅由于主张加大海口，征收民地，甚至民间的祖坟亦须迁移，以致大受两淮京官的攻击，言官交章论劾，牵连及于陈潢。圣祖为平愤起见，以牺牲陈潢来保全靳辅，因而被逮，解入京师，未及下狱而病殁。
陈潢自然受了委屈，但受委屈更甚的是靳辅，由于兴屯田之故，与在籍绅士的权利相冲突，圣祖因三藩初平，经营河务、漕运，需要江苏士绅的协力，同时因为太皇太后驾崩，最孝顺祖母的圣祖，哀毁过甚，处理这种是非纠缠的大事，精神有所不济，因而以闽浙总督王新命代靳辅而为河道总督。
及至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命靳辅随行，一路视察河工，河深堤固，采访民意，多称颂靳辅功德，圣祖特命赏还原来的品级，三十一年且复任河道总督。靳辅其时已抱病在身，但奉旨以后，力疾从公，奏请恢复陈潢原官。吏部奏覆，陈潢身故免议。靳辅还想再争时，病势已剧，不久殁于任上。遗爱在民，哀荣久隆，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之请，建立专祠，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正四品的骑都尉世职。至于陈潢，身后虽未复官，但附祀于靳辅专祠，庙食千秋。生前的议论，为人辑成《河防述言》十二篇，附在靳辅的《治河奏绩书》之后，乾隆年间，奉高宗之命，收入四库全书，无论立功立言，皆已不朽。
显然地，吉云是讽刺丈夫不妨走陈潢的路子，亦足以一展抱负。但陈潢是遇到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方能尽抒平生所学，“三可为”之中首先要遇到可为之人，放眼当今封疆大吏中，只有三个人可能有为。
一个是两广总督邓廷桢，一个是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一个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尤其是林则徐，以词臣起家而久任外官。大致外官之贤者，亦只求循良，无事为福。而林则徐在分内之事力求妥帖以外，更能锐意猛进，这一点最为龚定庵所倾倒，私下打算，如果要像陈潢那样，借大府之力以行其志，入林则徐幕府，应该是最理想的。
其时中国的大患是，现银日缺，漏出海外，自道光三年至今，逐年增加，每年漏出银数由一千七八百万两增至三千万两，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是什么？是漆黑一团的鸦片。
鸦片输入中国，起于乾隆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印度、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权以后。嘉庆元年初次禁止吸食鸦片，同时取消海关的鸦片税，于是鸦片走私，日渐猖獗，嘉庆二十一年第一次销毁走私鸦片三千二百箱，大申禁令，阮元当两广总督时，实力奉行禁令，但禁者自禁，贩者自贩，吸者自吸，祸害不可胜言。
到得道光九年，有个御史章沅，第一次将纹银走私出口与鸦片走私进口相提并论，于是舆论谈禁鸦片必及于纹银偷漏，谈银贵钱贱必及于严禁鸦片。主张禁烟最力的是鸿胪寺卿黄爵滋，此人是江西宜黄人，诗作得很好，亦爱交游，晚上闭门书草奏疏，白天坐车看朋友，饮酒赋诗，意气甚豪，这样的人所草的奏疏，自然慷慨激昂，易于见听，但禁归禁，贩卖吸食鸦片的人却愈来愈多了。
有个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是许滇生的胞兄，为人笃实，对于禁烟的看法，不肯人云亦云，随众附和。他亦赞成禁烟，但重在禁烟的步骤，首先考察鸦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广东的“十三行”，以雄厚的财力在经营这项非法的买卖，而从事走私的不仅是所谓莠民，还有广东及其他沿海的官军，甚至缉私艇之中，装载的就是走私的鸦片。除非先实力整顿官军，禁烟并无成效可言，而整顿官军又谈何容易？
再看吸鸦片的人，下及贩夫走卒，禁令容易生效，但往上看呢？地方绅士已经不易对付，何况还有达官，甚至封疆大吏中亦不乏其人。在京里，就更难处置了，王公贵亲，亦颇有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了无顾忌的。有一回巡城御史在一座尼庵中查到庄亲王带着他的侄子辅国公溥喜在吸鸦片，试问如何处置？此外内务府人员以及太监，吸鸦片的不知凡几，狡兔三窟，根本就不容易查到。政令的效力如果只及于小民，后果一定非常严重。
因此许乃济的看法是禁烟要一步一步来，首先应该像雍正当年革除州县征钱粮的弊端那样，化暗为明，一切摆在明处，才可以控制自如。他确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因而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上疏请弛烟禁。
他在奏疏中说：“烟禁虽严，闭关不可，徒法不行。”建议照旧制纳税，但只能“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至少可以将纹银偷漏至海外的这个缺口堵塞起来。
其次是吸食罪名，专重官员、士子、兵丁。所谓“专重”是就目前执行禁令的步骤而言，官员、士子、兵丁既已不吸鸦片，然后再扩及其他，并非表示除此三类人以外，皆可吸食鸦片。
可想而知的，此疏登抄，舆论大哗，但皇帝却批交广东研议。那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埙，都是疆吏中的贤者；粤海关监督，翰林出身的正红旗满洲人文祥，更被认为旗人中少见的通达之士，他们的复奏，都赞成许乃济的建议，而且拟具了《禁纹银出洋章程》九条，附在复奏之中。 ↑返回顶部↑
“唉！”龚定庵叹口气，“吉云，你我性情上有不投之处，不过，你总算也是我的知己之一。我现在不甘心的，就是虽有筹边良策，毫无用处；纵有抱负，无从抒展。”
吉云不作声，想了好一会儿说：“我们绍兴的乌师爷，你一定看不起，可是，你们杭州的陈潢，莫非你亦不屑一顾？”
这是劝龚定庵考虑，是不是可以作督抚的幕客？“乌师爷”为雍正朝田文镜司章奏，迎合世宗的意旨，使得田文镜宠信日固，但田文镜其人，就为龚定庵所鄙视，乌师爷亦就不值一谈。可是提到杭州的陈潢，龚定庵不能不动心了。
陈潢是康熙朝治河名臣靳辅的谋主。靳辅是镶黄旗的汉军，出仕之途较宽，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康熙初年以内阁学士外放安徽巡抚，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不朽的盛业：治理黄河。
明朝末年，流寇四起，运道断绝。一条黄河，百孔千疮，到处泛滥，由河南到山东这一段，由于李自成几次决口以黄河水灌淹开封，灾害尤为严重。所以多尔衮领兵入关后，一到河南、山东归入掌握，立即派出汉军镶白旗的杨方兴为河道总督。此人是清朝在关外第一次开科取士所取中的举人，到任后全力修堤，疏通河道。一直到顺治九年，身心交瘁，上书请罢官，但治河正有起色，不容他抽身告退，上谕慰留，杨方兴亦勉为其难，一直栉风沐雨，亲自防河督工。
其时有一些言官，联名上疏，建议勘查九河故道，导河北流入海。原来黄河发源于青海，经河套东行一折往南，出龙门至潼关前面，再折而往东，即入河南地界，在与山东接壤之处，复又转向西北，以地形阻隔，一条大河分为九条小河，在山东、直隶之间，流入渤海。但黄河早就与淮河合流，由西南出口，如说要导河北流入海，既不可能，亦不必要。
因此杨方兴上奏：“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宋以前治河，但令赴海有路，可南亦可北。元明迄我清，东南漕运，自清口迄董家口二百余里，借河为转输，河可南，必不可北。”这段话言简意赅，说得很清楚，但宋朝“可南亦可北”的说法，是有含蓄的，真正的情形是，在南宋，黄河可北不可南，因为黄河自河南之东应向北而竟向南时，金兵便可利用黄河南侵，所以南宋治河，以使河北流为不易的宗旨。
自金章宗明昌五年，黄河改道往南以后，自南往北的运河被冲断成两截，因此，自淮安府的清口入黄河，往西行二百余里，再由董家口往北入运河。这就是说，漕船自南北向的运河行至此处，有一段去程自南转西，回程自北转东，总计二百多里，必须经行黄河，谓之“借黄”。如果黄河循故道往北，运河“无黄可借”，势将中断，所以杨方兴虽“请敕下廷议，定画一之规，屏二三之说，俾有所遵守”，其实朝廷仍是支持杨方兴，否定了言官的建议。
继杨方兴治河的，是浙江义乌人朱之锡，顺治三年进士，十一年以兵部尚书衔，总督河道，康熙五年病殁于任上，亲见朱之锡治河辛苦的地方大吏，上奏表功，说：“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贮银十余万；频年撙节，现今贮库四十六万有奇。核其官守，可谓公忠。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宿迁，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子嗣。”朝廷自然优恤，但犹不足为朱之锡之荣，江淮间颂扬德政，说他死为“河神”。
当靳辅由安徽巡抚转任为河道总督，治河功不即见，但圣祖相信他彻底整理的步骤正确，所以虽遭工部官员及御史的责难弹劾，信任如故。而靳辅亦有治河必成的信心，这份信心，主要的来自陈潢。
此人与靳辅的遇合，殊非偶然。陈潢怀才不遇，路过邯郸的吕祖祠。相传此地便是卢生一梦，历尽繁华富贵，醒来黄粱犹未成饭这个故事的所在地。陈潢一时感慨，题诗壁间，为路过的靳辅所见，看诗语豪迈，知道他是一个奇士，追踪而往，终于相遇，邀入幕府，成为他治河的智囊。
陈潢治河，主顺河之性，因势利导，水性就下，所以应该让它有出路。至于河患一事，首先要探究的是致患之因，找出病根，然后可以对症发药。
因此靳辅治河，用他的主张，开大海口，使河水宣泄得畅。但陈潢亦很重视堤防，认为在治标以外，堤防还有一个极大的用处，便是所谓“束水攻沙”。
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但泥水的性质不同，河工上人称之为“勤泥懒沙”，意思是泥会随水不断流动，但沙则本身较重，一遇水流较缓，沙便沉淀不动，河床因而日渐垫高，所以当河水流动，应该有相当大的冲刺力量，将沙攻走，不使河床淤垫。
加强水流的力量，便用得着堤防了，堤防坚固，水势大时能挡得住，自然而然地水流便急了，这就是“束水攻沙”。至于平时防治河务，他主张工要核实，料要早备，施工进料，不宜过省，因为“省则速败，所费较所省尤大”。凡此原则，都为靳辅所深信不疑，同时亦为圣祖所嘉许，因为这是长治久安之计，不能急功近利。
圣祖于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方知靳辅有陈潢为助，因而授官。但靳辅由于主张加大海口，征收民地，甚至民间的祖坟亦须迁移，以致大受两淮京官的攻击，言官交章论劾，牵连及于陈潢。圣祖为平愤起见，以牺牲陈潢来保全靳辅，因而被逮，解入京师，未及下狱而病殁。
陈潢自然受了委屈，但受委屈更甚的是靳辅，由于兴屯田之故，与在籍绅士的权利相冲突，圣祖因三藩初平，经营河务、漕运，需要江苏士绅的协力，同时因为太皇太后驾崩，最孝顺祖母的圣祖，哀毁过甚，处理这种是非纠缠的大事，精神有所不济，因而以闽浙总督王新命代靳辅而为河道总督。
及至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命靳辅随行，一路视察河工，河深堤固，采访民意，多称颂靳辅功德，圣祖特命赏还原来的品级，三十一年且复任河道总督。靳辅其时已抱病在身，但奉旨以后，力疾从公，奏请恢复陈潢原官。吏部奏覆，陈潢身故免议。靳辅还想再争时，病势已剧，不久殁于任上。遗爱在民，哀荣久隆，三十五年允江南士民之请，建立专祠，四十六年追赠太子太保，正四品的骑都尉世职。至于陈潢，身后虽未复官，但附祀于靳辅专祠，庙食千秋。生前的议论，为人辑成《河防述言》十二篇，附在靳辅的《治河奏绩书》之后，乾隆年间，奉高宗之命，收入四库全书，无论立功立言，皆已不朽。
显然地，吉云是讽刺丈夫不妨走陈潢的路子，亦足以一展抱负。但陈潢是遇到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方能尽抒平生所学，“三可为”之中首先要遇到可为之人，放眼当今封疆大吏中，只有三个人可能有为。
一个是两广总督邓廷桢，一个是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一个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尤其是林则徐，以词臣起家而久任外官。大致外官之贤者，亦只求循良，无事为福。而林则徐在分内之事力求妥帖以外，更能锐意猛进，这一点最为龚定庵所倾倒，私下打算，如果要像陈潢那样，借大府之力以行其志，入林则徐幕府，应该是最理想的。
其时中国的大患是，现银日缺，漏出海外，自道光三年至今，逐年增加，每年漏出银数由一千七八百万两增至三千万两，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是什么？是漆黑一团的鸦片。
鸦片输入中国，起于乾隆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印度、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权以后。嘉庆元年初次禁止吸食鸦片，同时取消海关的鸦片税，于是鸦片走私，日渐猖獗，嘉庆二十一年第一次销毁走私鸦片三千二百箱，大申禁令，阮元当两广总督时，实力奉行禁令，但禁者自禁，贩者自贩，吸者自吸，祸害不可胜言。
到得道光九年，有个御史章沅，第一次将纹银走私出口与鸦片走私进口相提并论，于是舆论谈禁鸦片必及于纹银偷漏，谈银贵钱贱必及于严禁鸦片。主张禁烟最力的是鸿胪寺卿黄爵滋，此人是江西宜黄人，诗作得很好，亦爱交游，晚上闭门书草奏疏，白天坐车看朋友，饮酒赋诗，意气甚豪，这样的人所草的奏疏，自然慷慨激昂，易于见听，但禁归禁，贩卖吸食鸦片的人却愈来愈多了。
有个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是许滇生的胞兄，为人笃实，对于禁烟的看法，不肯人云亦云，随众附和。他亦赞成禁烟，但重在禁烟的步骤，首先考察鸦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广东的“十三行”，以雄厚的财力在经营这项非法的买卖，而从事走私的不仅是所谓莠民，还有广东及其他沿海的官军，甚至缉私艇之中，装载的就是走私的鸦片。除非先实力整顿官军，禁烟并无成效可言，而整顿官军又谈何容易？
再看吸鸦片的人，下及贩夫走卒，禁令容易生效，但往上看呢？地方绅士已经不易对付，何况还有达官，甚至封疆大吏中亦不乏其人。在京里，就更难处置了，王公贵亲，亦颇有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了无顾忌的。有一回巡城御史在一座尼庵中查到庄亲王带着他的侄子辅国公溥喜在吸鸦片，试问如何处置？此外内务府人员以及太监，吸鸦片的不知凡几，狡兔三窟，根本就不容易查到。政令的效力如果只及于小民，后果一定非常严重。
因此许乃济的看法是禁烟要一步一步来，首先应该像雍正当年革除州县征钱粮的弊端那样，化暗为明，一切摆在明处，才可以控制自如。他确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因而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上疏请弛烟禁。
他在奏疏中说：“烟禁虽严，闭关不可，徒法不行。”建议照旧制纳税，但只能“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至少可以将纹银偷漏至海外的这个缺口堵塞起来。
其次是吸食罪名，专重官员、士子、兵丁。所谓“专重”是就目前执行禁令的步骤而言，官员、士子、兵丁既已不吸鸦片，然后再扩及其他，并非表示除此三类人以外，皆可吸食鸦片。
可想而知的，此疏登抄，舆论大哗，但皇帝却批交广东研议。那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埙，都是疆吏中的贤者；粤海关监督，翰林出身的正红旗满洲人文祥，更被认为旗人中少见的通达之士，他们的复奏，都赞成许乃济的建议，而且拟具了《禁纹银出洋章程》九条，附在复奏之中。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