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4 / 5）
这台戏最名贵之处，是在一开场时的“跳灵官”。宫外演戏先“跳加官”，宫中无官可加，改成“跳灵官”祛邪。《大清会典》中，确有“灵官”这么一个官职，额设一人，隶于江西龙虎山“正一真人”张天师府，职司当门接引，眉间画一只眼睛成为三只眼，红须红袍，左手挽诀，右手捧杵。戏台上是十跳灵官，中选扮演灵官的名伶是杨小楼、尚和玉、周瑞安、钱金福、郝寿臣、侯喜瑞、余叔岩、高庆奎、刘鸿升，还有杨小楼、尚和玉的师兄弟俞振庭，自组双庆社当了老班，本已不大唱戏，这回亦自告奋勇，扮成灵官之一。
第二天开戏比较晚，因为溥仪在乾清宫受贺，亦分亲贵、宗室、大臣、内廷行走人员、外藩等等班次。外藩中，排在第一的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代表——侍从武官长荫昌。他全副戎装向上行了三鞠躬最敬礼以外，忽然大声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完，将那顶前面仿佛插一支鸡毛掸子似的军帽，取下来放在一边，跪在地上，大磕其头。
“荫五楼总算不忘故主。”特为从上海赶来庆贺的一名遗老感叹着说，然后举目四顾，诧异地问，“徐东海怎么没来？”
“他怎么敢来？”陈宝琛冷笑，“莫非朝珠补褂，装上假辫子来给皇上磕头，还是穿了燕尾服来给皇上鞠躬？”
原来陈宝琛最看不起的，就是徐世昌。当年以翰苑出身去给一介武夫的袁世凯当幕僚，在他看来，实为词林之辱。当然，最大的原因，是在做了民国的大官。特别是当袁世凯预备称帝之时，陈宝琛的感触最深，作了三首诗，借题发挥，一看便知是骂徐世昌。
这三首诗的题目是《漱芳斋观剧有感之绝句》。漱芳斋观剧是光绪大婚之时的事，何以生感于三十年后？其实是用的障眼法，诗中写的是民国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典筹备处”为徐世昌做生日，在“相邸”唱堂会，陈宝琛有感于孙菊仙的一出《大登殿》，触绪生愁，归来所赋。
原来《大登殿》中孙菊仙扮皇帝，百官请登宝座，孙菊仙临时编了几句戏词，讽刺在座老臣，当然也讽刺了“袁皇帝”。陈宝琛竟致倚席掩泪不止，而这天恰恰又是难得一见的“跳灵官”，不免记起当年漱芳斋的情景。
“三绝句”的第一首是：“钧天梦不到溪山，宴罢瑶池海亦干。谁忆梨园烟散后，白头及见跳灵官。”首句是倒装句法，言归隐溪山从不作钧天之梦。光绪十年甲申之役，当朝消沉，一时俱尽。陈宝琛放归故里，在福州筑“沧趣楼”，一住二十年，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方由他的同年张之洞间接援引，得以再起，复为内廷行走的文学侍从之臣。草野江湖，虽久绝钧天之梦，而居然又亲九重，这一句在无穷感慨之中，自然亦有受恩深重之意。
“宴罢瑶池海亦干”是指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万寿以后不久，与皇帝先后驾崩。海干则何有瑶池，这不仅是悼慈禧之崩，亦言今后更无王母，自是痛清祚之终。末两句归结到“漱芳斋观剧”，则又是一回事。那年六月初一，瑾太妃生日，曾在漱芳斋传戏，陈宝琛自然亦是“奉旨入座听戏”的大臣之一。
第二首的前两句“一曲何堪触旧悲，卅年看举寿人卮”，当然写的是孙菊仙的那出《大登殿》；第三句“相公亦是三朝老”，下接“宁记椒风授册时”，下自注“壬申大婚礼成，元和癸酉始来京”，是指陆润庠于同治十一年壬申大婚后，十二年癸酉进京，十五年甲戌大魁天下，虽亦同、光、宣三朝元老，却未躬逢同治大婚庆典之盛。适与上文渺不相关，而实为指桑骂槐。
第三首用宋哲宗朝宣仁太皇太后的典故。宣仁支持司马光、吕纯仁、苏轼这一班“元祐正人”，有“女中尧舜”之称。除了“保皇党”以外，遗老们提到慈禧，都以宣仁相拟。宣仁病笃时，遇清明颁赐社饭，向老臣诀别，说“明年此时，须记着老身”。陈宝琛用此典故，正指徐世昌亦是当年曾蒙帘眷的老臣，但却不如“内廷供奉”的“伶官”孙菊仙，“犹感缠头解报恩”。
就为了陈宝琛的这三首诗，徐世昌便再也不进宫了。在他当总统时，贺年贺节，照例派大礼官黄开文代表。这倒还罢了，使得陈宝琛怒上加怒的是，有一次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给了溥仪一通“照会”。陈宝琛一提起来便刮脸皮骂：“不怕丑！”
这一天，徐世昌当然怕出丑不敢来，不过人不到礼到，遗老中的贺礼，数他独厚。黄开文虽已非大礼官，但仍是他的私人代表，进宫申贺，行了礼，为人一把拉住，是他的同学，也是张勋复辟时“外务部大臣”梁敦彦。
黄开文与梁敦彦，都是当年曾国藩派赴留美的幼童，又是广东同乡，交情很厚。梁敦彦有一个难题，跟旁人不便谈，正好与老同学商议。
原来这次溥仪的婚礼，为王公大臣、宫中太妃及一班真正希望恢复“大清天下”的遗老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兴奋。东交民巷的外交官及他们的眷属，要求“观礼”，觐见“宣统皇帝”。虽然他们郑重声明，这完全是以私人身份提出的要求，但从辛亥革命以来即绝迹于“大内”的这班洋人，毕竟是外国官员，惠然肯来，当然是一种重视清室的表示。所以不但欢迎他们来跟溥仪见面，而且依照庄士敦的建议，在这天受贺以后，特为使馆人员及他们的眷属，在乾清宫设了一个招待酒会。
在酒会中，溥仪将用英语致辞。庄士敦希望溥仪能够以他所学的、相当于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自己拟一篇简单的讲词。溥仪将这个差使交了给梁敦彦，要通顺，要用简单的字汇、文法，而且要看不出捉刀的痕迹。梁敦彦的难题就在这里。
“什么是简单的字汇、文法？我都想不起来了。如果去请教人，会成笑话。我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自己看看不像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请你替我斟酌斟酌。”
等梁敦彦拿出英文稿来，黄开文一看便说：“以外交官的英文程度来说，不够格；在中学生可又太深了。”
于是两人找了一间太监起坐的小屋，字斟句酌，勉强凑成一篇符合要求的英文讲稿。其时招待酒会已经开始了。
场面及仪节是庄士敦一手所安排，完全仿照英国皇家的派头。皇帝“亨利”、皇后“伊丽莎白”并排站在乾清宫大殿正中，各国公使与眷属，列队趋前致敬，与穿长袍马褂的“皇帝”握手，向旗装的皇后行吻手礼。
觐见终了，溥仪开始致辞，照梁敦彦送给他的手写的讲稿念道：“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的客人，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念得声调铿锵，完全是牛津英语的韵味，来宾纷纷鼓掌，溥仪非常得意，但最觉得脸上有光彩的是庄士敦。
结婚以后的溥仪，产生了强烈的“成人”的意识。照他嗣继及兼祧的两“父皇”，穆宗和德宗的成例，大婚与亲政是不可分的。可是所“亲”裁的大“政”在哪里？
不能向“全国臣民”发号施令，只能给内务府下“上谕”，刚责备内务府大臣贪污浪费，转眼又指着外国杂志上的广告，到洋行里去大买钻戒，自己浪费，也给了内务府大臣贪污的机会。
这已经足使“北府”及内务府大臣们头痛了，不想又爆出一个新问题，能让那班人急白了辫子——溥仪吵着要出洋留学。
他的出洋，原是早就谈过的，请庄士敦来当师傅，亦正就是为出洋做准备。但等溥仪自己一提出来，却没有一个人赞成。反对的理由中，最有力的一条是：“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咱们自己先要放弃？”
但溥仪受了庄士敦的影响，也看到报上常有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不相信优待条件会永远存在。同时他的书也读得多了，从成汤放桀、商纣自焚、犬戎弑幽王，一直到崇祯吊死在煤山，对每一朝的末代皇帝的下场都很熟悉，觉得像元顺帝远奔沙漠，是比较聪明的办法，因而常跟大臣们发生争论。
一张嘴当然说不过那么多人，可是在他日常所见到的人以外，在北京颇受社会尊敬的一班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却常有支持溥仪到欧洲去留学的言论。这对他自是极大的鼓励，以致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那班王公大臣口头上虽无法说服“皇上”，却可用“不奉诏”的手段，将这件事搁起来。
比较同情溥仪的，是他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替他在天津预备一所房屋，以备必要时安身。于是溥仪又找庄士敦商量，如何能够私下出紫禁城到天津。庄士敦答应替他想办法。
大婚以后不久，庄士敦悄悄告诉溥仪说：“臣已经接头好了。只要皇上出了紫禁城，到了外国公使馆，就算到了外国地界。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都没有办法再把皇上请回来。” ↑返回顶部↑
第二天开戏比较晚，因为溥仪在乾清宫受贺，亦分亲贵、宗室、大臣、内廷行走人员、外藩等等班次。外藩中，排在第一的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代表——侍从武官长荫昌。他全副戎装向上行了三鞠躬最敬礼以外，忽然大声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完，将那顶前面仿佛插一支鸡毛掸子似的军帽，取下来放在一边，跪在地上，大磕其头。
“荫五楼总算不忘故主。”特为从上海赶来庆贺的一名遗老感叹着说，然后举目四顾，诧异地问，“徐东海怎么没来？”
“他怎么敢来？”陈宝琛冷笑，“莫非朝珠补褂，装上假辫子来给皇上磕头，还是穿了燕尾服来给皇上鞠躬？”
原来陈宝琛最看不起的，就是徐世昌。当年以翰苑出身去给一介武夫的袁世凯当幕僚，在他看来，实为词林之辱。当然，最大的原因，是在做了民国的大官。特别是当袁世凯预备称帝之时，陈宝琛的感触最深，作了三首诗，借题发挥，一看便知是骂徐世昌。
这三首诗的题目是《漱芳斋观剧有感之绝句》。漱芳斋观剧是光绪大婚之时的事，何以生感于三十年后？其实是用的障眼法，诗中写的是民国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典筹备处”为徐世昌做生日，在“相邸”唱堂会，陈宝琛有感于孙菊仙的一出《大登殿》，触绪生愁，归来所赋。
原来《大登殿》中孙菊仙扮皇帝，百官请登宝座，孙菊仙临时编了几句戏词，讽刺在座老臣，当然也讽刺了“袁皇帝”。陈宝琛竟致倚席掩泪不止，而这天恰恰又是难得一见的“跳灵官”，不免记起当年漱芳斋的情景。
“三绝句”的第一首是：“钧天梦不到溪山，宴罢瑶池海亦干。谁忆梨园烟散后，白头及见跳灵官。”首句是倒装句法，言归隐溪山从不作钧天之梦。光绪十年甲申之役，当朝消沉，一时俱尽。陈宝琛放归故里，在福州筑“沧趣楼”，一住二十年，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方由他的同年张之洞间接援引，得以再起，复为内廷行走的文学侍从之臣。草野江湖，虽久绝钧天之梦，而居然又亲九重，这一句在无穷感慨之中，自然亦有受恩深重之意。
“宴罢瑶池海亦干”是指光绪三十四年，慈禧太后万寿以后不久，与皇帝先后驾崩。海干则何有瑶池，这不仅是悼慈禧之崩，亦言今后更无王母，自是痛清祚之终。末两句归结到“漱芳斋观剧”，则又是一回事。那年六月初一，瑾太妃生日，曾在漱芳斋传戏，陈宝琛自然亦是“奉旨入座听戏”的大臣之一。
第二首的前两句“一曲何堪触旧悲，卅年看举寿人卮”，当然写的是孙菊仙的那出《大登殿》；第三句“相公亦是三朝老”，下接“宁记椒风授册时”，下自注“壬申大婚礼成，元和癸酉始来京”，是指陆润庠于同治十一年壬申大婚后，十二年癸酉进京，十五年甲戌大魁天下，虽亦同、光、宣三朝元老，却未躬逢同治大婚庆典之盛。适与上文渺不相关，而实为指桑骂槐。
第三首用宋哲宗朝宣仁太皇太后的典故。宣仁支持司马光、吕纯仁、苏轼这一班“元祐正人”，有“女中尧舜”之称。除了“保皇党”以外，遗老们提到慈禧，都以宣仁相拟。宣仁病笃时，遇清明颁赐社饭，向老臣诀别，说“明年此时，须记着老身”。陈宝琛用此典故，正指徐世昌亦是当年曾蒙帘眷的老臣，但却不如“内廷供奉”的“伶官”孙菊仙，“犹感缠头解报恩”。
就为了陈宝琛的这三首诗，徐世昌便再也不进宫了。在他当总统时，贺年贺节，照例派大礼官黄开文代表。这倒还罢了，使得陈宝琛怒上加怒的是，有一次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给了溥仪一通“照会”。陈宝琛一提起来便刮脸皮骂：“不怕丑！”
这一天，徐世昌当然怕出丑不敢来，不过人不到礼到，遗老中的贺礼，数他独厚。黄开文虽已非大礼官，但仍是他的私人代表，进宫申贺，行了礼，为人一把拉住，是他的同学，也是张勋复辟时“外务部大臣”梁敦彦。
黄开文与梁敦彦，都是当年曾国藩派赴留美的幼童，又是广东同乡，交情很厚。梁敦彦有一个难题，跟旁人不便谈，正好与老同学商议。
原来这次溥仪的婚礼，为王公大臣、宫中太妃及一班真正希望恢复“大清天下”的遗老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兴奋。东交民巷的外交官及他们的眷属，要求“观礼”，觐见“宣统皇帝”。虽然他们郑重声明，这完全是以私人身份提出的要求，但从辛亥革命以来即绝迹于“大内”的这班洋人，毕竟是外国官员，惠然肯来，当然是一种重视清室的表示。所以不但欢迎他们来跟溥仪见面，而且依照庄士敦的建议，在这天受贺以后，特为使馆人员及他们的眷属，在乾清宫设了一个招待酒会。
在酒会中，溥仪将用英语致辞。庄士敦希望溥仪能够以他所学的、相当于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自己拟一篇简单的讲词。溥仪将这个差使交了给梁敦彦，要通顺，要用简单的字汇、文法，而且要看不出捉刀的痕迹。梁敦彦的难题就在这里。
“什么是简单的字汇、文法？我都想不起来了。如果去请教人，会成笑话。我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自己看看不像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请你替我斟酌斟酌。”
等梁敦彦拿出英文稿来，黄开文一看便说：“以外交官的英文程度来说，不够格；在中学生可又太深了。”
于是两人找了一间太监起坐的小屋，字斟句酌，勉强凑成一篇符合要求的英文讲稿。其时招待酒会已经开始了。
场面及仪节是庄士敦一手所安排，完全仿照英国皇家的派头。皇帝“亨利”、皇后“伊丽莎白”并排站在乾清宫大殿正中，各国公使与眷属，列队趋前致敬，与穿长袍马褂的“皇帝”握手，向旗装的皇后行吻手礼。
觐见终了，溥仪开始致辞，照梁敦彦送给他的手写的讲稿念道：“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的客人，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念得声调铿锵，完全是牛津英语的韵味，来宾纷纷鼓掌，溥仪非常得意，但最觉得脸上有光彩的是庄士敦。
结婚以后的溥仪，产生了强烈的“成人”的意识。照他嗣继及兼祧的两“父皇”，穆宗和德宗的成例，大婚与亲政是不可分的。可是所“亲”裁的大“政”在哪里？
不能向“全国臣民”发号施令，只能给内务府下“上谕”，刚责备内务府大臣贪污浪费，转眼又指着外国杂志上的广告，到洋行里去大买钻戒，自己浪费，也给了内务府大臣贪污的机会。
这已经足使“北府”及内务府大臣们头痛了，不想又爆出一个新问题，能让那班人急白了辫子——溥仪吵着要出洋留学。
他的出洋，原是早就谈过的，请庄士敦来当师傅，亦正就是为出洋做准备。但等溥仪自己一提出来，却没有一个人赞成。反对的理由中，最有力的一条是：“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咱们自己先要放弃？”
但溥仪受了庄士敦的影响，也看到报上常有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不相信优待条件会永远存在。同时他的书也读得多了，从成汤放桀、商纣自焚、犬戎弑幽王，一直到崇祯吊死在煤山，对每一朝的末代皇帝的下场都很熟悉，觉得像元顺帝远奔沙漠，是比较聪明的办法，因而常跟大臣们发生争论。
一张嘴当然说不过那么多人，可是在他日常所见到的人以外，在北京颇受社会尊敬的一班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却常有支持溥仪到欧洲去留学的言论。这对他自是极大的鼓励，以致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那班王公大臣口头上虽无法说服“皇上”，却可用“不奉诏”的手段，将这件事搁起来。
比较同情溥仪的，是他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替他在天津预备一所房屋，以备必要时安身。于是溥仪又找庄士敦商量，如何能够私下出紫禁城到天津。庄士敦答应替他想办法。
大婚以后不久，庄士敦悄悄告诉溥仪说：“臣已经接头好了。只要皇上出了紫禁城，到了外国公使馆，就算到了外国地界。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都没有办法再把皇上请回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