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8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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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英和已有了聘妻,并且已定下吉期,等于生米已成熟饭,高宗总不能命德保退聘,改与和珅联姻,便只好默然了。
  这一来自然是将和珅得罪了,须防他报复。和珅亦曾经向他的门客表示过,除非英和绝意仕进,否则总有办法治他。
  所谓“总有办法治他”,在英和来说,便是在会试时阻挠他上进之路。那年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恩科,由于德保去世,英和丁忧,不能入闱。乾隆五十八年正科,所派三总裁中,有个工部侍郎吴省钦,是和珅门下第一号走狗,因此英和赴试时,不免惴惴然。幸而会试卷子,主考所看到的是经过誊录的朱卷,原来的墨卷是看不到的,因而逃过一劫。殿试糊名不易书,“读卷大臣”可以从笔迹中看出是谁的卷子,但和珅托人情跟他为难,至多不让他列入“前十本”,无法获得中状元或者榜眼、探花的机会,却不能阻止他入翰林,因为殿试后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是凭新进士复试、殿试、朝考这三次考试的等第,平均计算,和珅无能为力。
  但到庶吉士教习期满“散馆”时那一次考试,关系极重,如果散馆不能“留馆”,用为编修或检讨,那就是白来一趟翰林院,倒不如殿试后,立即派为六部司员或外放为县官,至少在年资上不吃亏。如果和珅真的饶不过他,这是最后一个可以阻挠他上进的机会。不过英和不怕,因为和珅尽管官拜大学士,势焰熏天,但他的出身只是一个连秀才都不如的“官学生”,并无阅卷的资格。
  没有想到,和珅向高宗要了个“巡察”的差使,得以进入“散馆试”的考场,走到英和案旁,拿起他的稿子看了一会儿,还很殷勤地慰勉了几句,方始离去。
  英和一想坏了,和珅从来没有当过这个差使,这天显然是专门为了对付他来的。散馆试卷,亦跟殿试卷子一样,可以凭卷子上的笔迹认人;而且和珅本人在场,能够直接看到他的卷子,要打击他很容易,只要拿毛笔随便在什么字上加上一笔,变成白字,那就文章再好,因为违犯“功令”,取任三等,从此就远隔了玉堂了。
  这使他想起一个故事,乾隆十几年时军机章京赵翼殿试,蓄意想中鼎甲,那时的军机大臣都很胆小,而高宗对考试非常认真,军机大臣奉派“读卷”,对军机章京中了鼎甲,高宗或许会责备他们徇私。所以事先就有人告诉赵翼,军机大臣要避嫌疑,除非没有人当读卷官,否则即使你真正有状元的才情,也绝不会大魁天下。
  但赵翼不肯死心,为了瞒人耳目,他改用另一体的书法写大卷子。果然,军机大臣中有两人被派为殿试读卷,其中还有一个跟赵翼不但是长官与部属,而且还是东主与西席,竟也没有能看出底蕴。
  转念到此,英和决定照计而行,他也有欧苏两体书法,精劲丰腴,大异其趣,好在和珅所看到的,只是他的草稿,用另一体书法誊清,他一定看不出来。
  果然,缴卷以后所发生的情形,一如他之预期,和珅既然奉旨特派监场,以他的身份,当然可以找个借口,干预试务。当时大索全卷,却茫然不辨,英和终于“散馆”而“留馆”,依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的例规,成了翰林院最年轻的编修。
  这年是乾隆六十年乙卯。前几年高宗便已宣布,在位不敢超过他的祖父圣祖六十一年的年数,所以在位满六十年,便当“内禅”——让位叫作“禅位”,但那是被迫让异姓接位,而高宗是禅位于皇子,所以称为“内禅”。
  “内禅”以后的皇帝,尊号名为“太上皇帝”,这是古今数千年最难得获致的一种身份,但从古以来,凡是内禅的太上皇帝,大致都有一段凄凉的晚境,因为尊号之尊,远不如实权之实,弃实权而就虚尊,可想而知必是迫不得已,如唐玄宗、宋高宗皆是为太子所迫,甚至生米煮成熟饭,如唐肃宗之于玄宗入蜀以后,诏告天下在灵武即位便是。
  因此,高宗之在权力绝对掌握的情形之下,宣布内禅,便成为旷古盛举。礼部为此特为广征博讨,拟定一套内禅大典的礼仪。日期是在丙辰的元旦——六十年前使用乾隆年号的第一天。同样地,嗣君皇十六子的年号嘉庆,亦在这一天开始见于官文书,但宫中仍称为“乾隆六十一年”,同时亦仍是“太上皇帝”亲裁大政,不过用嘉庆的年号颁发诏书而已,这有个特定的名目,叫作“训政”。
  训政训了三年有余,高宗大限已到,“无疾而终”。嘉庆皇帝——尊谥仁宗才成为真正的皇帝。实权在手,畅行其志,第一件事便是杀和珅。
  当高宗内禅未几,便有川楚教匪之乱如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这当然是政治欠清明所致,而罪魁祸首无疑是和珅。仁宗本就有决心要杀和珅,至此越发坚定,只待太上皇帝宾天,立刻动手。
  嘉庆四年正月初九,太上皇帝崩,仁宗亲政。人生快意,莫过于恩怨分明,如得其报,贵为天子,亦复如此,仁宗一朝在手,有恩报恩,有怨报怨,等亲视含殓了大行太上皇帝,和珅被捕下狱,以大罪二十款传示中外,而第一款之罪,出人意料,说是:“当上册立为皇太子时,先期预呈如意,泄机密以为拥戴功。”真如俗语所说的“马屁拍到马脚上”,拥戴竟亦成为罪名,仿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倒将和珅真正的贪黩误国的种种大罪遮掩住了。
  不过仁宗比起他的父亲高宗、祖父世宗来,确是仁慈得多了,和珅只是“恩赐自尽”,三尺白绫在狱中上吊后,从他的衣带中发现写有一首七绝:
  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
  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原来他在睢口整治过水灾,以此为功,妄冀成神。刑部将这首诗奏上,仁宗批道:“少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亦有些文不对题。这是龚定庵口没遮拦,曾经不客气地批评过仁宗、和珅都不通。
  但对英和,他是深为佩服的。原来仁宗有恩报恩,与有怨报怨有连带关系,他心目中以和珅为唯一怨家,所以凡与和珅不和的人,他都视为仁人君子,至于为了保护他而与和珅反对的人,更以恩人看待,像董诰就是。
  原来一做了皇帝,父子之间亦会猜忌。清朝的家法,更有“大义灭亲”的传统,太祖杀长子褚英,太宗杀过胞兄,圣祖幽废太子,世宗杀皇三子弘时,因此以高宗的英骛,加以和珅在一旁操纵,仁宗受禅后,亦仍惴惴不安,一步不敢乱走。
  嘉庆二年,仁宗在上书房读书时的师傅,两广总督朱珪内召为尚书。总督起居入座,权威赫赫,但在京的地位不及尚书,所以内召常被视作升迁。仁宗获知这个消息后,想写一首诗贺他的老师,诗还没有作好,和珅已经暗中抄录了他的稿子,送给太上皇帝去看了。
  和珅不但如此,而且当面中伤仁宗,他说:“嗣皇帝莫非要施恩于师傅?”
  太上皇帝动容了,其时正当召见军机大臣时,便向东阁大学士董诰说道:“你在军机的日子不少,又久任刑部尚书,你看这件事照大清律看,应该怎么办?”
  太上皇帝左右听得这话,无不震栗失色,太上皇竟要“法办”嗣皇帝,这件事会搞得无法收场。哪知董诰神色自若地磕一个头,平静地答说:“圣主勿过言。”
  听得董诰公然指太上皇帝失言,大家可为他捏一把汗,可是高宗毕竟是英主,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是大臣!为我以礼辅导嗣皇帝。”
  当时如果不是董诰犯颜直谏,嗣皇帝可能会被废掉,所以仁宗亲政后,有恩报恩,将丧母回籍守制的董诰起复后,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此外许多与和珅不和的人,亦都被恩遇。英和有当初拒婚这件事,亦由编修超擢为侍读学士,从此扶摇直上,早在嘉庆十九年便当到吏部尚书,久在军机,历任要差,在位时拔擢贤能,不遗余力。这才是龚定庵真正佩服他的原因。
  不过龚定庵对主考官虽有信心,却担心遇见不通的房考官——应考好比生子,房考官看中了,只是“有喜”;将考卷荐到主司那里,取中了才算诞生;荐而不取是“小产”;亦有取中以后,填榜时发觉出了不可弥补的错误,譬如本朝历代皇帝的御名,应该避讳,文章中不慎误书,便应撤卷,这等于婴儿的“夭折”。倘或房考官看不中而摈斥了,那根本就是“不孕”,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大少爷,”对会试的种种规制已很熟悉的阿兴说,“头一场、第二场,出场以后回会馆睡觉,来去太费工夫。我看这一回,临时借一间房,情愿多花几两银子,大少爷一出场就好蒙头大睡,这样养精蓄锐,文章一定作得好。”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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