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10 / 11）
“噢，你是说孙慕韩，那还差不多。”曹锟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也想到过他，就怕他人太好，应付不下。既然王总长也保他，我来跟四爷他们谈谈。”
“四爷”曹锐没有意见。因为孙宝琦为人平和，人缘不错，曹锐觉得不便表示反对。
接下来便要征询吴佩孚的意见了。他对孙宝琦虽无好感，但因孙宝琦当过山东巡抚，吴佩孚比较念旧，以此一重渊源，复电表示赞成。
于是，在未征询孙宝琦以前，保派核心分子先做了个计议，王克敏的财政、吴毓麟的交通，是谁都抢不去的。
此外，保派知道曹大总统在国内的声望，即令没有贿选一事，也高不到哪里去，所以外交一环，非常重要，而顾维钧声望正隆，决定请他蝉联。
至于颜惠庆，既然吴佩孚、齐燮元出面保他，当然亦要顾顾面子。好在有个农商总长，虽说闲缺，毕竟是阁员，决定请他承乏。其他教育、司法、内政，心目中大致也都有了人，不过既然请孙宝琦组阁，名义上不能不表示尊重，这些内定的人选，都不妨到时候相机运用。
孙宝琦倒是同意了，但提到国会，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碍，主要的原因是，反吴景濂的势力，仿佛一夕之间，风起云涌，结成了“同盟”，要迫他从“议长”的座位上走下来。对孙宝琦的同意案，便莫名其妙地被搁置了。
这使得王承斌大起戒心，想起“飞鸟尽，良弓藏”的成语，兴起兔死狐悲之感。曹锟毕竟比较忠厚，认为他辛苦了一场，应该有所酬庸，特派王承斌以直隶省长兼任督军。当然，吴佩孚“加官晋爵”是必然的，顺理成章地由直鲁豫巡阅副使，扶正为巡阅使；齐燮元等于“两江总督”，亦当笼络，升任为苏浙皖巡阅使，看似与吴佩孚分庭抗礼，但实际上差着一大截，只看吴佩孚一手提拔的萧耀南，居然亦发表为两湖巡阅使就可以知道了。
被冷落的是冯玉祥，仍旧当他的陆军检阅使。这当是吴佩孚故意压制的结果。因此，冯玉祥的第十一师，所属五旅三团，对于吴佩孚的传说特别多。最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吴佩孚跟段祺瑞一样，热衷于武力统一。不过，声望地位的不同，做法不大一样，段祺瑞是尽力拉拢各个部队，使为己用；而吴佩孚采取相反的手段，以排除异己，造成清一色的洛派直系势力为主。
不用说，第一个异己便是冯玉祥；第二个是“非我族类”的王承斌，怕他与张作霖暗通款曲，准备解除他的兵权；此外预定将担任陆军总长的第九师师长陆锦，亦为吴佩孚看不入眼，急欲去之而后快。
首先被开刀的是王承斌，他的第二十三师师长，换了吴佩孚的嫡系王维城。他所想出来的一个理由是：督军及阁员，不得兼任师长。吴佩孚为了表示大公无私，将他最亲信的河南督军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亦换了人。
这一来王承斌大为愤怒，同时对曹锟亦起了严重的误会，以为让他兼任直隶督军，原是一个圈套，本意就是要撤他的师长。
“他妈拉巴子的！”王承斌对极少数的亲信发牢骚，“过河拆桥，太不够意思了。我跟直系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可想而知，王承斌如要反直，就必然会倾向关外。张作霖原是早就在原籍东三省的直系将领中下了功夫，现在有王承斌暗通款曲，卷土重来，报仇雪耻的机会，看来真的是近了。
以湖北革命同志为主的一班老革命党，如“刘麻哥”等人，在发动一项运动，拉拢真正有力、能够控制部下的一班巨头，合力创造新局面。
被公认为够格的“巨头”只有三位：广州的孙总理、关外的张老帅，以及隐居天津、礼佛下棋的段合肥。徐世昌被认为一生事业，已经结束；黎元洪首鼠两端，进退失据，声誉大跌，已不足以号召人心；曹锟是革命的对象，当然不在其列。
段祺瑞本身已有些心灰意懒的模样，但他的一班部下，却对皖系会让直系逼得透不过气来，始终不平、不服，因此皖系势力，硕果仅存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幕中谋士如云。曹锟贿选成功后，卢永祥宣布与中央停止公文往还，表明不承认曹锟的立场，实际上已是半独立的状态。
这一来，卢永祥便已构成被讨伐的条件，为求自保，必须多结盟友，便继《江浙和平公约》以后，由浙江商会会长金百顺，与安徽的士绅、当过末任湖南巡抚的余诚格奔走联络，缔结了《皖浙和平公约》。接下来，《赣浙和平公约》亦告成立。浙江与江苏、安徽、江西三邻省，和平共处，足以隔绝直军南下。但福建是个缺口。
两省士绅当然亦想有这么一份可免战火的文件，但在福建的孙传芳却另有看法。他认为订立和平公约，简直就是疆吏联盟，目无中央，大大不可。除非中央批准，才能照办。
话是冠冕堂皇，其实倾向直系。孙传芳志不在小，并吞东南，自成局面，在他看来是迟早间事，自然不愿以一纸条约，束缚了自己的行动。
因此颇有人担心孙、卢会发生冲突，哪知结果竟出现了“齐卢战争”，亦就是江浙战争。
江浙之间为了争上海这个地盘，积怨已久，民间虽有和平公约，齐燮元却不惜兵戎相见，终于因为属于直系的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引发了历时一个月的齐卢战争，结果是齐胜卢败，皖系最后的一股势力，亦归于消灭了。
但卢永祥与张作霖早就有约，联合讨直，所以齐卢之战爆发以前，卢永祥派他的长子、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卢小嘉，由奉天驻沪代表、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陪同，秘密到沈阳去活动，希望张作霖派兵入关，作桴鼓之应。
张“老帅”自第一次三路讨直，大败而归以后，怀着卧薪尝胆的心情，整军经武，将陆军整编为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成立了海军和空军，拥有六艘兵舰，一百二十多架飞机，分编为飞虎、飞龙、飞鹰、飞豹四个大队，由“少帅”张学良担任空军司令。
最重要的扩充是，强化沈阳兵工厂，员工用到六千人之多，每年可制造七十五生的野炮两百门，一昼夜可出产步枪子弹四十万发。这一支武力，真所谓“兵精粮足”。新旧两系的将领，早就跃跃欲试。张“老帅”自然亦想卷土重来，只以不能兴无名之师，因而按兵不动，如今既有可以出兵的机会，当然不会放弃，在卢小嘉到沈阳的第二天，便发表通电响应浙军，声明奉军因受直系压迫，不能不起而周旋。
接下来便是调兵遣将，仍旧用“镇威军”的名义，也仍旧用杨宇霆为参谋长。下辖六个军，除第六军为骑兵以外，其他五个军都是步兵。最精锐的是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分任正副军长，特别配置了一个骑兵旅。
总司令部设在锦州，以第三军守山海关，而以第二军指向热河朝阳为主攻。这一军的正副军长是李景林、张宗昌。出兵以前，由张宗昌发起，与张学良、郭松龄“拜把子”。张宗昌是老二，他向张作霖说：“咱们替老帅打天下，不要地盘，只要老帅多给点儿饷，请咱们弟兄玩得痛快就行了。”
九月十五日奉军入关，吴佩孚却无动静。原来沈阳与洛阳之间的“电报战”已进行了好些时候。曹锟虽为直系首领，却不愿与奉军开战，这不仅因为彼此是儿女亲家，主要的是曹锟尚有自知之明，奉军已非吴下阿蒙，直军多半不敌，倘或失败，一千三百多万做大总统的本钱全部泡汤，岂不心疼？所以一直采取劝和的态度，使得吴佩孚深为不满，这时有意冷淡，看曹锟如何。
眼看“渔阳鼙鼓动地来”，曹锟真的急了，亲自拟了个电报，开头是“百万火急”，称呼是“子玉老弟”，正文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家亲，不如你我亲，一切都听你的”，具名是“小兄锟”。
吴佩孚大为感动，也大为得意，复电准九月十七日专车晋京。到了那一天，前门车站，将星云集，直系大将王怀庆、王承斌，以及冯玉祥都列队欢迎。车站外面，一直到公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施行戒严，九陌寂寂，红尘不起，仿佛前清皇帝出警入跸，从袁世凯以来，从没有人这么威风过。 ↑返回顶部↑
“四爷”曹锐没有意见。因为孙宝琦为人平和，人缘不错，曹锐觉得不便表示反对。
接下来便要征询吴佩孚的意见了。他对孙宝琦虽无好感，但因孙宝琦当过山东巡抚，吴佩孚比较念旧，以此一重渊源，复电表示赞成。
于是，在未征询孙宝琦以前，保派核心分子先做了个计议，王克敏的财政、吴毓麟的交通，是谁都抢不去的。
此外，保派知道曹大总统在国内的声望，即令没有贿选一事，也高不到哪里去，所以外交一环，非常重要，而顾维钧声望正隆，决定请他蝉联。
至于颜惠庆，既然吴佩孚、齐燮元出面保他，当然亦要顾顾面子。好在有个农商总长，虽说闲缺，毕竟是阁员，决定请他承乏。其他教育、司法、内政，心目中大致也都有了人，不过既然请孙宝琦组阁，名义上不能不表示尊重，这些内定的人选，都不妨到时候相机运用。
孙宝琦倒是同意了，但提到国会，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碍，主要的原因是，反吴景濂的势力，仿佛一夕之间，风起云涌，结成了“同盟”，要迫他从“议长”的座位上走下来。对孙宝琦的同意案，便莫名其妙地被搁置了。
这使得王承斌大起戒心，想起“飞鸟尽，良弓藏”的成语，兴起兔死狐悲之感。曹锟毕竟比较忠厚，认为他辛苦了一场，应该有所酬庸，特派王承斌以直隶省长兼任督军。当然，吴佩孚“加官晋爵”是必然的，顺理成章地由直鲁豫巡阅副使，扶正为巡阅使；齐燮元等于“两江总督”，亦当笼络，升任为苏浙皖巡阅使，看似与吴佩孚分庭抗礼，但实际上差着一大截，只看吴佩孚一手提拔的萧耀南，居然亦发表为两湖巡阅使就可以知道了。
被冷落的是冯玉祥，仍旧当他的陆军检阅使。这当是吴佩孚故意压制的结果。因此，冯玉祥的第十一师，所属五旅三团，对于吴佩孚的传说特别多。最普遍的一个说法是：吴佩孚跟段祺瑞一样，热衷于武力统一。不过，声望地位的不同，做法不大一样，段祺瑞是尽力拉拢各个部队，使为己用；而吴佩孚采取相反的手段，以排除异己，造成清一色的洛派直系势力为主。
不用说，第一个异己便是冯玉祥；第二个是“非我族类”的王承斌，怕他与张作霖暗通款曲，准备解除他的兵权；此外预定将担任陆军总长的第九师师长陆锦，亦为吴佩孚看不入眼，急欲去之而后快。
首先被开刀的是王承斌，他的第二十三师师长，换了吴佩孚的嫡系王维城。他所想出来的一个理由是：督军及阁员，不得兼任师长。吴佩孚为了表示大公无私，将他最亲信的河南督军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亦换了人。
这一来王承斌大为愤怒，同时对曹锟亦起了严重的误会，以为让他兼任直隶督军，原是一个圈套，本意就是要撤他的师长。
“他妈拉巴子的！”王承斌对极少数的亲信发牢骚，“过河拆桥，太不够意思了。我跟直系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可想而知，王承斌如要反直，就必然会倾向关外。张作霖原是早就在原籍东三省的直系将领中下了功夫，现在有王承斌暗通款曲，卷土重来，报仇雪耻的机会，看来真的是近了。
以湖北革命同志为主的一班老革命党，如“刘麻哥”等人，在发动一项运动，拉拢真正有力、能够控制部下的一班巨头，合力创造新局面。
被公认为够格的“巨头”只有三位：广州的孙总理、关外的张老帅，以及隐居天津、礼佛下棋的段合肥。徐世昌被认为一生事业，已经结束；黎元洪首鼠两端，进退失据，声誉大跌，已不足以号召人心；曹锟是革命的对象，当然不在其列。
段祺瑞本身已有些心灰意懒的模样，但他的一班部下，却对皖系会让直系逼得透不过气来，始终不平、不服，因此皖系势力，硕果仅存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幕中谋士如云。曹锟贿选成功后，卢永祥宣布与中央停止公文往还，表明不承认曹锟的立场，实际上已是半独立的状态。
这一来，卢永祥便已构成被讨伐的条件，为求自保，必须多结盟友，便继《江浙和平公约》以后，由浙江商会会长金百顺，与安徽的士绅、当过末任湖南巡抚的余诚格奔走联络，缔结了《皖浙和平公约》。接下来，《赣浙和平公约》亦告成立。浙江与江苏、安徽、江西三邻省，和平共处，足以隔绝直军南下。但福建是个缺口。
两省士绅当然亦想有这么一份可免战火的文件，但在福建的孙传芳却另有看法。他认为订立和平公约，简直就是疆吏联盟，目无中央，大大不可。除非中央批准，才能照办。
话是冠冕堂皇，其实倾向直系。孙传芳志不在小，并吞东南，自成局面，在他看来是迟早间事，自然不愿以一纸条约，束缚了自己的行动。
因此颇有人担心孙、卢会发生冲突，哪知结果竟出现了“齐卢战争”，亦就是江浙战争。
江浙之间为了争上海这个地盘，积怨已久，民间虽有和平公约，齐燮元却不惜兵戎相见，终于因为属于直系的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引发了历时一个月的齐卢战争，结果是齐胜卢败，皖系最后的一股势力，亦归于消灭了。
但卢永祥与张作霖早就有约，联合讨直，所以齐卢之战爆发以前，卢永祥派他的长子、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卢小嘉，由奉天驻沪代表、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陪同，秘密到沈阳去活动，希望张作霖派兵入关，作桴鼓之应。
张“老帅”自第一次三路讨直，大败而归以后，怀着卧薪尝胆的心情，整军经武，将陆军整编为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成立了海军和空军，拥有六艘兵舰，一百二十多架飞机，分编为飞虎、飞龙、飞鹰、飞豹四个大队，由“少帅”张学良担任空军司令。
最重要的扩充是，强化沈阳兵工厂，员工用到六千人之多，每年可制造七十五生的野炮两百门，一昼夜可出产步枪子弹四十万发。这一支武力，真所谓“兵精粮足”。新旧两系的将领，早就跃跃欲试。张“老帅”自然亦想卷土重来，只以不能兴无名之师，因而按兵不动，如今既有可以出兵的机会，当然不会放弃，在卢小嘉到沈阳的第二天，便发表通电响应浙军，声明奉军因受直系压迫，不能不起而周旋。
接下来便是调兵遣将，仍旧用“镇威军”的名义，也仍旧用杨宇霆为参谋长。下辖六个军，除第六军为骑兵以外，其他五个军都是步兵。最精锐的是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分任正副军长，特别配置了一个骑兵旅。
总司令部设在锦州，以第三军守山海关，而以第二军指向热河朝阳为主攻。这一军的正副军长是李景林、张宗昌。出兵以前，由张宗昌发起，与张学良、郭松龄“拜把子”。张宗昌是老二，他向张作霖说：“咱们替老帅打天下，不要地盘，只要老帅多给点儿饷，请咱们弟兄玩得痛快就行了。”
九月十五日奉军入关，吴佩孚却无动静。原来沈阳与洛阳之间的“电报战”已进行了好些时候。曹锟虽为直系首领，却不愿与奉军开战，这不仅因为彼此是儿女亲家，主要的是曹锟尚有自知之明，奉军已非吴下阿蒙，直军多半不敌，倘或失败，一千三百多万做大总统的本钱全部泡汤，岂不心疼？所以一直采取劝和的态度，使得吴佩孚深为不满，这时有意冷淡，看曹锟如何。
眼看“渔阳鼙鼓动地来”，曹锟真的急了，亲自拟了个电报，开头是“百万火急”，称呼是“子玉老弟”，正文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家亲，不如你我亲，一切都听你的”，具名是“小兄锟”。
吴佩孚大为感动，也大为得意，复电准九月十七日专车晋京。到了那一天，前门车站，将星云集，直系大将王怀庆、王承斌，以及冯玉祥都列队欢迎。车站外面，一直到公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施行戒严，九陌寂寂，红尘不起，仿佛前清皇帝出警入跸，从袁世凯以来，从没有人这么威风过。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