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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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内阁正式改组,张志潭代表直系,王乃斌代表奉系,在靳内阁分别接掌内务及农商。旧交通系复起,周自齐、叶恭绰联翩入阁,一掌财政,一接交通。外交总长顾惠庆接任,到部第一件公事是行文使节团,要求交出“安福十祸首”。
  使节团召集会议,决定各自答复。各国公使都照会外交部,说并未收留徐树铮等人,唯独日本公使馆不复。于是外交部直接照会小幡,询问曾否收留“祸首”?
  小幡复照承认有其事,说是依照国际通例,予以政治庇护,随后又进一步声明,无论徐树铮受何种刑事罪名之控诉,日本公使馆都将拒绝引渡。
  外交途径走不通了,靳云鹏决定抄“十祸首”的家。但除了日用器物以外,一无所获。靳云鹏一不做,二不休,将警察总监段鸿寿找了来,秘密交代了一番。段鸿寿又找部下秘密商量,设下一条毒计。
  在日本兵营做客的“祸首”,伙食自理,中午、晚上都是由馆子里送饭来,早晨由日本兵到前门一家小铺买烧饼果子,充作点心。这天是梁鸿志先吃,一咬烧饼,舌头发麻,赶紧吐出来漱了口;再检查烧饼,里面有白色结晶物,找军医来检验,确定是砒霜。
  于是买烧饼的日本兵,赶到前门一看,那家小铺已经关门大吉。
  果然出花样了,证明段芝贵的警告,确有先见之明。经此刺激,大家都大骂靳云鹏,唯有徐树铮暗中下了决心,非离开使馆区不可。
  于是徐树铮去找建川,坦率提出要求,请建川助他脱险。他已经想好一条夹带的计策,只等建川同意,便即提出。如果不同意,这条计策,还可保留。
  哪知建川的回答,既非同意,亦非拒绝,只说:“最近奉到司令官的命令,军人行动要格外谨慎,所以这件事最好跟公使谈一谈。”
  原来此时日本是号称“平民宰相”的原敬登场,除陆、海、外三相外,其余都是政党出身,为日本自大正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政党内阁。原敬的手腕很高明,利用民众的“过激思想”来对付军部,颇为见效。除了“台湾总督”改由文官出任外,并打算撤销参谋本部。陆军的气焰,大非昔比。所以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南次郎少将,特别告诫部下谨慎。
  “只要征得公使的同意,司令官那面我来想办法。”
  基本是赞助与鼓励的。徐树铮便去见小幡,一改对建川有所保留的态度,首先提到康有为在复辟时,由美国公使伴同,由北京抵天津,转乘外国轮船,抵达上海,他要求小幡亦能特别予以这样的援助。
  “如果可行,我乐于相助。只是在我们答复贵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已声明两点:第一,你们不得干预一切政治;第二,断绝外面交通。如果我公然陪你到天津,是很明显地违反了自己的诺言。贵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我们很难解释。”
  “这样说,我是绝不能离开贵使馆的了。”
  “如果你自己有办法脱离,我们可以装作不知道。”
  这是暗示,只要不动用日本官方的力量,日本公使馆不会加以干涉。徐树铮心想,日本官方的路子走不通,不妨找日本的居留民。
  于是想到一个朋友,此人叫加藤定吉,是日本宪政会的代议士,但在中国经商,在东交民巷开了一家专营杂货的加藤洋行。当即向建川要求,希望能跟加藤作一次会晤。
  就在这一次会晤中,商定了办法。当然,建川的同意是必要的。
  “要瞒过城门密探的耳目是绝不可能的,这个办法虽笨,倒值得一试。”建川在听取了徐树铮的计划以后说,“不过,必须先请示司令官。”
  建川要求北京守备队长镰田中佐,亲自到天津向南次郎报告。南次郎表示,如果出事,司令部决不承认事先知道计划,一切责任要镰田担负。因为他是“北京守备队”,有不使日本在北京的机关及侨民发生任何意外的全责。
  正当镰田踌躇不定之际,驻屯军司令官的会计部门主管,名叫小野寺的“主计正”,悄然来访。他说他是奉了南次郎的密令,特来相助。但有个条件,如果行藏败露,需要镰田出面,一肩担承,与司令部毫不相干。
  这就很明白了,如果这件事做成功,南次郎会记他一功。这个险是值得冒的,镰田一口答应,又问小野寺如何相助。
  “这要看你。”小野寺答说,“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要人。”镰田用征询的语气说,“能不能请你带一件行李?”
  “是怎么样的行李?”
  “一只柳条筐。”
  小野寺想了一下,毅然同意:“可以。”
  于是镰田关照加藤定吉备一只特大号的柳条筐,这是日本特有的行李箱,可分可合,分开来是两个长方形的筐筐,一个尺寸稍大,但筐边稍低,合在另一个筐上,用带子捆紧,即成了一具箱子——这是精于昆腔的徐树铮,从“打棍出箱”这出戏上得来的灵感。他藏身其中,由两名日本兵挑着,跟着挂了指挥刀的小野寺,由东交民巷出前门。
  前门由段鸿寿派了密探,分班守候稽查。不管车辆行李,觉得可疑,即须打开来看。对于日本军人的行李,虽不敢强制检查,却不妨问一问。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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