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2 / 5）
但徐世昌对康有为的事不愿多管，因为他有一封《致徐太傅书》，长达五千言，公开发表在《不忍》杂志上，对徐世昌不无微词，彼此的感情已濒于破裂的边缘了。
段祺瑞决定辞职。徐世昌亦无意用他当国务总理，但仍旧让他保留着督办参战处，又加上一个“管理将军府”的名义，算是武将的首领。
徐树铮聪明反被聪明误，搞得四面楚歌，与张作霖是闹翻了，连带杨宇霆亦被撤职，跟曹锟只差没有公开翻脸。不过段祺瑞对他的信任，始终不改，将他派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长。同时由徐树铮与曹汝霖策划，以满蒙四铁路及根据中日军事合作协定，一共借到日元六千万元，由徐树铮专心编练三个师，以备他日复起的本钱。
副总统的问题，不曾解决，安福系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十月九日又召集了一次选举会，结果仍旧是由于旧交通系及研究系的抵制而流会。
副总统无法选出，原在徐世昌意料之中，而且亦是他所期待的。因为他已看得很透，武力统一这条路，就算能够走通，也不是段祺瑞的事。自己没有军队，也没有像吴佩孚、冯玉祥那种派出去多少可以放心的亲信部将，光靠徐树铮一个人，不能成大事。两次出兵，劳师动众，结果扰民有余而不知战功在何处。
默察民国成立以来，连年战乱相寻，徐世昌亦深有所悟，袁世凯亦战亦和的那种手法，很难运用，而且后患无穷。只有偃武修文，才是治国的大道，亦是富贵的正途。偃武自然要谋和，所以与梁士诒定下务必与西南妥协的决策。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他不但要将副总统留给西南，而且内阁亦不改组，只命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其余一仍其旧，意思是南北议和成功后，再组织一个延揽各方英才、统一团结的新内阁。
这是他对外的一面，还有对内的一面，那就是跟清室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他的一笔政治资本，但也是一个包袱。说“替幼主摄政”，不过是一个空心汤圆，但表面上不能不做出“心存魏阙”的姿态，所以就职以后，表示不愿在历任大总统治事之所的怀仁堂办公，因为西苑是禁苑，非臣下所宜居。
这一来公府就得另觅地点了。恰好有个现成的地方，就是摄政王府。
醇王府本来在西城宣武门内太平湖，由于光绪出生在这里，等他一做了皇帝，醇王府称为“潜邸”，必须单独保留。于是醇王迁至什刹海银锭桥畔，原来的庆王府，亦是和珅的旧居，以位置在地安门外，所以称为“北府”。
及至溥仪入承大统，小醇王载沣以皇帝本生父而为“摄政王”，体制尊崇，不同于一般的亲王，应该另建摄政王府。当时挑定西苑三座桥边一方空地，鸠工兴建，及第落成，清祚已终，因而一直空置在那里，改为公府，颇为相宜。
此外，他又表示，他的秘书长用不着槃槃大才，所以派了三流政客吴笈孙。凡此种种，都要表现出他是谦退无所作为的模样，但暗地里却颇为积极，尤其是行政方面。
在他当选之初，第一个约谈的就是曹汝霖，请他吃饭，邀了陆宗舆作陪。席间率直要求他继掌交通，仍旧进行日本借款。
他说：“此非你莫办。你能帮段芝泉，当然也能帮我。今天我特为约了闰生在一起，就是要跟你约定，以后有事，我们三个人先商量。我想请闰生当币制局总裁，交通、财政两部都没有人，随你挑。”又说，“南北议和，很有希望，我跟岑云阶本来是同僚，而且已经有了联系。不过，这件事，时机还未成熟，消息不可外泄。”
曹汝霖为他说动了，立即着手进行借款。其时日本的内阁，由于所谓“米骚动”——米价大涨，各地发生暴动，造成了寺内正毅的崩溃，由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此人被称为“平民宰相”，他的内阁除去陆、海、外三相以外，其余阁员都是政党出身。他的对华政策，与寺内相反，因为寺内遭人攻击，对于中国事务过分参与，所以他以不干涉中国内政标榜，当然也就不愿借款了。
于是驻日本的公使章宗祥，求助于日本的外相后藤新平。此人以台湾民政长官起家，一度担任过南满铁路总裁。那时东三省新设总督，第一任总督正是徐世昌，与后藤很熟。以此渊源，后藤答应帮忙，找银行承借。
日本银行方面允借日元两千万元，但提出一个条件，须以在山东的高徐、顺济两铁路的“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这原来是许了德国的，由于中国对德宣战，原来约定自然作废。双方秘密往返折冲，将近成功时，忽然有八家报纸，同时登载这条消息，舆论大哗，但借款合约还是签订了。以后调查，是交通次长叶恭绰特意泄露机密，目的当然是在打击曹汝霖。
到得第二年巴黎和会，日本提出继承德国在华权益的主张，说是中国早经同意，证据是章宗祥与后藤谈判以高徐、顺济两铁路权作借款担保时，双方交换照会，日方列举六项提议，包括中日合办胶济路、日本代为训练警察等等。章宗祥的复文中表示：“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英、法、美三国代表，亦竟支持日本的立场，在和会中决议，同意将战前德国在胶州及山东的各项权利，让与日本。中国代表力争无效，交涉归于彻底失败，但中国代表拒绝签字。
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愤激，尤其是热血青年，认为“欣然同意”即是甘心卖国，因此与青岛问题有关的三个人，前后两任驻日公使陆宗舆、章宗祥，交通部长曹汝霖，成为众矢之的。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中午，徐世昌正在集灵囿的公府，设宴为最近返国的章宗祥洗尘，曹汝霖、陆宗舆及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座作陪时，承宣官进来报告，说：“吴总监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一千多人，手拿白旗，上写标语，说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各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忙回家，因为学生要游行。”
一听报告，相顾失色。曹汝霖便即说道：“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怎么样？现在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免我的职。”
“学生胡闹，学生胡闹！”徐世昌急忙加以抚慰，“你不必介意。”接着又转脸向钱能训说：“干臣，你马上打电话给吴镜潭，学生的队伍，想法子赶紧解散，不许游行。”
钱能训答应着，匆匆离座而去。一席盛筵，自亦没有人再有心思享用，草草终场。徐世昌入内休息，钱能训便约宾客到他办公室里去坐。
“我得赶回去。”陆宗舆说完，连告辞都顾不得，拿起帽子就走。
曹汝霖与章宗祥跟着钱能训到办公室，看他打电话跟吴炳湘联络。据说人多口杂，不易解散。过了一会儿，徐世昌派人来问：解散了没有？钱能训正要再问吴炳湘，不道对方先来了电话。
“报告总理，”吴炳湘在电话中说，“我正费尽口舌在劝他们解散，香岩忽然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就由他去办，我不管了。”
香岩是指段芝贵——徐世昌在上年十二月二十，始提名钱能训组阁，陆军总长由靳云鹏继任，段芝贵调为卫戍司令，是北京的最高治安首长。吴炳湘无法跟他争执，只好向内阁总理表明态度。
于是钱能训在电话中找到段芝贵，告诉他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的时候，用不着出队伍。总而言之，这件事交给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
不一会儿，段芝贵来电话，说照吴炳湘的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吓唬吓唬学生。接着是吴炳湘愤愤不平地来电申诉，段芝贵一意孤行，他非“摔纱帽”不可。钱能训左右为难，电话忙个不停，一面劝吴炳湘顾全大局，一面劝段芝贵不必多事。而双方又各执一词，无法调和。见此光景，曹汝霖坐不住了。
“仲和，”他起身向章宗祥说，“咱们走吧！”
钱能训手中一个话筒，而另一架电话铃又响了，忙得不可开交，无法起身相送，只能扬一扬手致意。曹汝霖、章宗祥亦就不必再等他话完道别，出来坐上汽车就走。 ↑返回顶部↑
段祺瑞决定辞职。徐世昌亦无意用他当国务总理，但仍旧让他保留着督办参战处，又加上一个“管理将军府”的名义，算是武将的首领。
徐树铮聪明反被聪明误，搞得四面楚歌，与张作霖是闹翻了，连带杨宇霆亦被撤职，跟曹锟只差没有公开翻脸。不过段祺瑞对他的信任，始终不改，将他派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长。同时由徐树铮与曹汝霖策划，以满蒙四铁路及根据中日军事合作协定，一共借到日元六千万元，由徐树铮专心编练三个师，以备他日复起的本钱。
副总统的问题，不曾解决，安福系还想做最后的努力。十月九日又召集了一次选举会，结果仍旧是由于旧交通系及研究系的抵制而流会。
副总统无法选出，原在徐世昌意料之中，而且亦是他所期待的。因为他已看得很透，武力统一这条路，就算能够走通，也不是段祺瑞的事。自己没有军队，也没有像吴佩孚、冯玉祥那种派出去多少可以放心的亲信部将，光靠徐树铮一个人，不能成大事。两次出兵，劳师动众，结果扰民有余而不知战功在何处。
默察民国成立以来，连年战乱相寻，徐世昌亦深有所悟，袁世凯亦战亦和的那种手法，很难运用，而且后患无穷。只有偃武修文，才是治国的大道，亦是富贵的正途。偃武自然要谋和，所以与梁士诒定下务必与西南妥协的决策。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他不但要将副总统留给西南，而且内阁亦不改组，只命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其余一仍其旧，意思是南北议和成功后，再组织一个延揽各方英才、统一团结的新内阁。
这是他对外的一面，还有对内的一面，那就是跟清室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他的一笔政治资本，但也是一个包袱。说“替幼主摄政”，不过是一个空心汤圆，但表面上不能不做出“心存魏阙”的姿态，所以就职以后，表示不愿在历任大总统治事之所的怀仁堂办公，因为西苑是禁苑，非臣下所宜居。
这一来公府就得另觅地点了。恰好有个现成的地方，就是摄政王府。
醇王府本来在西城宣武门内太平湖，由于光绪出生在这里，等他一做了皇帝，醇王府称为“潜邸”，必须单独保留。于是醇王迁至什刹海银锭桥畔，原来的庆王府，亦是和珅的旧居，以位置在地安门外，所以称为“北府”。
及至溥仪入承大统，小醇王载沣以皇帝本生父而为“摄政王”，体制尊崇，不同于一般的亲王，应该另建摄政王府。当时挑定西苑三座桥边一方空地，鸠工兴建，及第落成，清祚已终，因而一直空置在那里，改为公府，颇为相宜。
此外，他又表示，他的秘书长用不着槃槃大才，所以派了三流政客吴笈孙。凡此种种，都要表现出他是谦退无所作为的模样，但暗地里却颇为积极，尤其是行政方面。
在他当选之初，第一个约谈的就是曹汝霖，请他吃饭，邀了陆宗舆作陪。席间率直要求他继掌交通，仍旧进行日本借款。
他说：“此非你莫办。你能帮段芝泉，当然也能帮我。今天我特为约了闰生在一起，就是要跟你约定，以后有事，我们三个人先商量。我想请闰生当币制局总裁，交通、财政两部都没有人，随你挑。”又说，“南北议和，很有希望，我跟岑云阶本来是同僚，而且已经有了联系。不过，这件事，时机还未成熟，消息不可外泄。”
曹汝霖为他说动了，立即着手进行借款。其时日本的内阁，由于所谓“米骚动”——米价大涨，各地发生暴动，造成了寺内正毅的崩溃，由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此人被称为“平民宰相”，他的内阁除去陆、海、外三相以外，其余阁员都是政党出身。他的对华政策，与寺内相反，因为寺内遭人攻击，对于中国事务过分参与，所以他以不干涉中国内政标榜，当然也就不愿借款了。
于是驻日本的公使章宗祥，求助于日本的外相后藤新平。此人以台湾民政长官起家，一度担任过南满铁路总裁。那时东三省新设总督，第一任总督正是徐世昌，与后藤很熟。以此渊源，后藤答应帮忙，找银行承借。
日本银行方面允借日元两千万元，但提出一个条件，须以在山东的高徐、顺济两铁路的“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这原来是许了德国的，由于中国对德宣战，原来约定自然作废。双方秘密往返折冲，将近成功时，忽然有八家报纸，同时登载这条消息，舆论大哗，但借款合约还是签订了。以后调查，是交通次长叶恭绰特意泄露机密，目的当然是在打击曹汝霖。
到得第二年巴黎和会，日本提出继承德国在华权益的主张，说是中国早经同意，证据是章宗祥与后藤谈判以高徐、顺济两铁路权作借款担保时，双方交换照会，日方列举六项提议，包括中日合办胶济路、日本代为训练警察等等。章宗祥的复文中表示：“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英、法、美三国代表，亦竟支持日本的立场，在和会中决议，同意将战前德国在胶州及山东的各项权利，让与日本。中国代表力争无效，交涉归于彻底失败，但中国代表拒绝签字。
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愤激，尤其是热血青年，认为“欣然同意”即是甘心卖国，因此与青岛问题有关的三个人，前后两任驻日公使陆宗舆、章宗祥，交通部长曹汝霖，成为众矢之的。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中午，徐世昌正在集灵囿的公府，设宴为最近返国的章宗祥洗尘，曹汝霖、陆宗舆及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座作陪时，承宣官进来报告，说：“吴总监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一千多人，手拿白旗，上写标语，说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各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忙回家，因为学生要游行。”
一听报告，相顾失色。曹汝霖便即说道：“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怎么样？现在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免我的职。”
“学生胡闹，学生胡闹！”徐世昌急忙加以抚慰，“你不必介意。”接着又转脸向钱能训说：“干臣，你马上打电话给吴镜潭，学生的队伍，想法子赶紧解散，不许游行。”
钱能训答应着，匆匆离座而去。一席盛筵，自亦没有人再有心思享用，草草终场。徐世昌入内休息，钱能训便约宾客到他办公室里去坐。
“我得赶回去。”陆宗舆说完，连告辞都顾不得，拿起帽子就走。
曹汝霖与章宗祥跟着钱能训到办公室，看他打电话跟吴炳湘联络。据说人多口杂，不易解散。过了一会儿，徐世昌派人来问：解散了没有？钱能训正要再问吴炳湘，不道对方先来了电话。
“报告总理，”吴炳湘在电话中说，“我正费尽口舌在劝他们解散，香岩忽然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就由他去办，我不管了。”
香岩是指段芝贵——徐世昌在上年十二月二十，始提名钱能训组阁，陆军总长由靳云鹏继任，段芝贵调为卫戍司令，是北京的最高治安首长。吴炳湘无法跟他争执，只好向内阁总理表明态度。
于是钱能训在电话中找到段芝贵，告诉他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的时候，用不着出队伍。总而言之，这件事交给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
不一会儿，段芝贵来电话，说照吴炳湘的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吓唬吓唬学生。接着是吴炳湘愤愤不平地来电申诉，段芝贵一意孤行，他非“摔纱帽”不可。钱能训左右为难，电话忙个不停，一面劝吴炳湘顾全大局，一面劝段芝贵不必多事。而双方又各执一词，无法调和。见此光景，曹汝霖坐不住了。
“仲和，”他起身向章宗祥说，“咱们走吧！”
钱能训手中一个话筒，而另一架电话铃又响了，忙得不可开交，无法起身相送，只能扬一扬手致意。曹汝霖、章宗祥亦就不必再等他话完道别，出来坐上汽车就走。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