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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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校长的聘书,到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寓所,进了客厅,见到王国维,恭敬地三鞠躬,然后才说明来意。后来王国维对别人说:“原以为来者必是西服革履、握手对坐的少年,这样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才决定受聘”。
  清华教授的薪金很高,教授月薪大洋300至400圆,有特殊贡献者可达500圆,王国维、梁启超当然是最高者,月薪皆为500圆。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全家迁居清华园西院。3月间他给儿子写信说:“京寓已决计迁移,已于清华校内租定房屋两所。一所七间月租25圆;另一所五间月租19圆。拟家眷住七间,书房及男仆住五间。两屋相离近百步许,然已无他屋可租,只得暂时勉住。”
  王国维薪俸虽丰,但他家有子女8人,求学等费用就很可观,故生活仍不丰裕。
  坎坷加流离,王国维一生的生活有太多这样的不幸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国维的大儿子患伤寒,在“中西两医并误”之后终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仅27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逝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怎么好,他妻子罗振玉的女儿罗曼华与婆婆之间也有摩擦,王国维平日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间,调解乏术。罗振玉一向视女儿为掌上明珠,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不快,他认为婆媳之所以不和,都是因为王国维偏袒潘氏造成的。对此指责,王国维隐忍缄默,未置一辩。待到丧事完毕,罗振玉恼怒未消,于是负气携女儿返回天津,给王家一个老大的难堪。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国维将一些钱寄至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用度,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写信给罗振玉,罗振玉仍旧把钱退回来,太扫人面子,王国维气得不行,便从书房中清理出大叠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长子早丧,儿媳大归,老友中绝,经此变故,王国维伤心之至。
  王国维的灾星逼近了。这个灾星就是北伐军。1927年春夏之间,北伐军打到了河南、山东一带,北京的遗老遗少们感到惶恐,梁启超、王国维尤怕发生湖南那样摧残知识分子的事,因而忧心忡忡。清华园中也激起了反响,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不断谈及此事,惊呼共产党“真是无敌于天下”,“全成活地狱了”,他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所以朋友们也多劝他早为避地之计,大概暑假以后就“不能再安居清华了”,“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他后来对蒋介石的残杀行为,也深表不满。王国维对这一切,也是忧心如焚。
  春天,北伐军进驻上海;3月,进军徐州,冯玉祥兵出潼关;5月中旬,河南山东告急,北京大恐,谣言四起,说北伐军,共产党来了难逃一死,连学者叶德辉在长沙不是也被杀掉了吗?
  王国维忧愤异常。5月30日,溥仪的侍臣金梁从天津跑来北京看望王国维,就是这种感觉。
  王国维痛感时局急变,事情无法做下去了;又担心天津的溥仪小朝廷,他曾极力劝说左右侍从恳请皇上快快搬迁,以防不测,但那些人居然不代为转告,王国维激愤得几乎要哭出来。
  金梁说了些安慰的话,说着说着忽然说到颐和园,王国维喟然长叹:“今日干净土,只有这一泓弯水了!”金梁回忆说,王国维这时已决心投湖自尽了。这离自杀仅三天。
  其实更早一点可能已下了决心。死前十天,王国维拿出去年秋天定稿的《观堂集林》补编目录,对门人赵万里说:“这是我近年来精心写出来的,幸好现在定稿了。日后刊印补编的时候,都可以依次编入。你有空的时候,要为我次第作副录。”赵万里后来才想到,这也是打定了死的主意。
  也就在6月1日这一天,清华研究院放暑假,师生们在工字厅开惜别会。姚名达记得当时情景,如在目前,心痛欲裂,不知此一惜别,竟成永诀也。姚名达说,餐前聚坐,众人谈笑不拘形迹。有向大家谈蒙古史料的,那就是王国维。共有四桌宴席,欢声沸腾。只是王先生那一桌,寂然无声,不知先生是有所感而不快乐吗?或者是这一席的同学们都不善辞令呢?但大家正畅谈别情,没顾得上这边冷清一角。宴席将尽时,梁任公先生忽然起立致辞,历称同学们成绩优秀,说是我院如果继续努力,则办成国学重镇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恭敬地听着,静安先生也点头,但不说话。
  散席了,王国维像平时那样,跟大家告别,并没有特别之处。竟没想到他此时是死别诸生,而这个宴会竟好像是促先生之死的。姚名达念师心切,不知该怎么怪罪自己才好。别后不久,他和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朗润园,往回走时经过两院,朱君忽然问:“王老师家在哪里?我竟没看过一眼!”名达说:“何不去拜方一下?”到了王国维书房,空无一人,仆人打电话去南院陈先生家,原来正在陈家,于是等了一会儿,王国维就回来了。几个学生提了好多问题,非常虚心,先生是言简意赅,回答精辟。这样谈了一个小时,晚饭都摆上桌了,才起身告辞,王国维把学生们一直送到庭中,这是他一向的惯例。
  到了晚上,又有谢国桢等人造访,问起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又论及某位日本人研究干支的得失。谈到时局的时候,王国维神色黯然,好像有避乱移居的想法。
  其实在白天开宴会时,学生卫聚贤曾劝王国维到山西去避难,王国维说:“没有书,怎么办?”可见移居避难的想法一直有,但死志基本抱定了。
  送走了谢国桢等人,王国维又回到书房批阅试卷。批完后,写好《遗书》,放在怀中,像平常一样安睡了。
  这不是好兆头。这种安睡是大事将出的信号,但一般人怎么能有此预感?
  有人就是这样:自杀多次未于是,都是因为亲友拦救;后来悄然自尽,谁都不知道。此前多次未成,易使人产生侥幸心理。
  1927年6月2日,这是清华学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银洋,对方无零钱,借给他五元纸币。十点钟左右,他雇用校中一洋车,前往颐和园,购一张六角门票,于是走进园子。6月初的颐和园,正是一片生机,万绿丛中,湖波荡漾,垂柳飘拂,山花照影。湖边乔木挺秀,灌木丛生。又有小桥流水,蜿蜒于山峦之间,柔情可人。在东堤和南湖岛之间,十七孔桥尽情舒展,静静地躺在湖面上休息。万寿山上,亭廊楼阁依山而立,错落有致,而智慧海雄踞万寿山顶,似有醍醐倒灌之势。颐和园与清华园同在西郊,王国维常到这座前清帝后的花园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风景,想想事情,他以颐和园为题材为背景写过多首诗词,可以说,他对颐和园有很深的依恋。只是今天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舫前,点燃纸烟,于烟雾袅袅腾腾间,陷入沉思。
  他在石船上坐了很久。
  他吸烟,不停地吸。他大概想起:这船造建已125年了,乾隆建造此船,取的是唐代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典故,乾隆偏要造一条大石船,稳如磐石,让“水不能覆”,然而大清还是灭了。其实这船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便毁于战火了,现在这艘是1893年重建的。乾隆大概没想到,水不能覆,火能烧之,就是石头也能烧成粉末。而且从根本上说,怎么知道火不是水?石不是木?
  王国维在大石船上吸烟,吸了很久。
  王国维来到湖边长廊迈步,抬头便见冠山杰阁,层层而上,但是这种感受,就未必有了。现在是“年年柳色,昆明诀别”了。
  排云殿下,紧临湖畔,有一鱼藻轩。
  王国维来到这里。轩顶这四个字可能正中他此时的心意,天下只剩下这一弯湖水还算干净,恰如一面“盘镜”,可以证得我心之净。
  十年前,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觍颜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张勋复辟失败后,向外界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势缓和,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留下性命,以图日后报效。王国维心想,当时死了,倒是好了。眼下,冯玉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他又将挥师出潼关,直取京城,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辱则臣死”,乃是古之遗训,今日惟有一死,别无选择。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王国维忠于清室,忠于逊帝,自知复辟难成,大势已去,逊帝行将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掊击,已经濒于绝望。他还有学问要研究,还有著作要撰写,还有弟子要栽培,还有妻儿要照顾,俗世的一切计虑,只能悉数抛开。他选择颐和园,不为别的,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以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历历在目,于是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踱到昆明湖边,他不再迟疑,纵身跃入水中。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路面,看见有人投湖,立刻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由于王国维头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仓促间于是气绝。再说同来的车夫,他一直在园外静等,迟至午后三点多,仍不见王国维出园,他前去门房打听,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这时候天气闷热得很,阴云密布,雷声四起,像要下雨的样子。天公有忧,忧“人间”不幸。
  消息传了清华园。国学院人心浮动,尤为凄惶。看看时间已是晚间九点,大家忙乱已毕,收拾停当,曹云祥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国学院的教授学生及吴宓等三十余人,共乘了两辆汽车,往颐和园开去。路上经过朗润园,看见花木森森,各人心中抑郁难言。平日与王国维关系好的人,此时不免脑中泛起王国维的音容笑貌。天气闷热得很,大家都透不过气来。
  可悲的是,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不得移动。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就这样,死者面目紫胀,四肢拳曲,仰卧在鱼藻轩中,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令人惨不忍睹。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遗书背面写明“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面虽已湿透,字迹完好无损。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丧事全由清华校方担负,而治丧委员会则由研究院同学成立。梁任公去外交部力争恤金,罗振玉则在天津代王国维拟写《遗折》递呈溥仪,以求加谥及赏赐。后人称此为“伪折”。
  溥仪读了此折,大为感动,便下了一道伪诏,谥王国维为“忠悫(音确,诚实也)”公,并赏赐银物若干。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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